• 案例简介
  • 案例分析



中英香港问题谈判


 19世纪后半叶,英帝国主义用炮舰外交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逼迫清政府将香港岛、九龙半岛尖端割让给英国,并把九龙界限北至深圳河的大片土地以及附近200多个岛屿租借给英国,为期99年。弱国无外交,这是中华民族的耻辱。

  新中国的成立使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结束了长期受侵略、被压迫、遭凌辱的历史。中国历史迈进新的纪元,中国外交也揭开了新的篇章。那时一个敏感而又紧迫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英国占领下的香港,何时收回香港对新中国更为有利。建国前夕,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客观地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作出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决定。这个决策是极具战略眼光的。“暂不收回”并不意味新中国承认三个不平等条约或放弃香港,而是有更加深远的考虑;“维持现状”有利于新中国打破帝国主义的封锁,使香港成为新中国“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周总理讲得很清楚:香港总有一天我们是要收回的。
  1960年代,中国政府对港澳工作又明确提出了“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八字方针,即对香港的未来要作长期打算,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不采取足以改变香港现状的政策,同时要充分利用香港的特殊地位,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和外交战略服务。香港成为新中国与外部世界联系、保持与西方世界对话关系的“桥梁”和“窗口”。
  1970年代末,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从国内来讲,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各个领域的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全国政局稳定,经济繁荣。从国际上来讲,冷战格局开始打破,不同制度国家之间的矛盾大为缓和,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的主流。1980年1月,邓小平提出了中国在八十年代的三大任务,即:加紧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维护世界和平,实现祖国统一。
  随着“九七”日益临近,对于外国投资者而言,如何处理新界租约是个十分现实的问题。而英国出于保护其在港既得利益的考虑,则一心想通过某种方式延续对香港的统治。坦率地讲,英国是极不愿意把香港归还给中国的。但面对一个强大的中国,英国没有其他选择。
  1982年9月22日,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华,拉开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序幕。9月24日,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撒切尔夫人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的立场,并断言由中国取代英国的管治,“香港就会崩溃”,就会危及中国“四化”建设。针对这种论调,邓小平针锋相对地回答:“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余地。坦率地讲,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将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就是在这个前提下来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和办法。”邓小平说:“至于说一旦中国宣布1997年要收回香港,香港就可能发生波动,我的看法是小波动不可避免,如果中英两国抱着合作的态度来解决这个问题,就能避免大的波动。我还要告诉夫人,中国政府在做出这个决策的时候,各种可能都估计到了。我们还考虑了我们不愿意考虑的一个问题,就是如果在15年的过渡时期内香港发生了严重的波动,怎么办?那时,中国政府将被迫不得不对收回的时间和方式,另作考虑。如果说宣布要收回香港就会像夫人说的‘带来灾难性的影响’,那我们要勇敢地面对这个灾难,做出决策。”邓小平还说:“我们等待了33年,再加上15年,就是48年,我们是在人民充分依赖的基础上才能如此长期等待的。如果15年后还不收回,人民就没有理由信任我们,任何中国政府都应该下野,自动退出政治舞台,没有别的选择。”邓小平铿锵有力的表态,迫使英国不得不在中方建议的基础上同中方就香港问题进行谈判。
  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82年9月撒切尔夫人访华至1983年6月,双方就有关香港主权的原则问题和一些程序问题进行了商谈;第二阶段从1983年7月到1984年9月,双方就具体问题进行了22轮谈判。整个谈判过程曲折,充满了激烈的交锋与较量。
  首先一个问题就是谈判的基础。中方要求英方放弃不平等条约,承认中国对整个香港地区的主权,以此作为基础,同中方磋商如何保持香港繁荣稳定及政权交接的技术性问题。但英方仍然坚持“三个条约有效”论,后来又主张在英国放弃对香港名义主权的基础上,达成某种修改后的条约,以延续英国对香港的管治权。由于英方坚持错误立场,第一阶段谈判曾一度处于僵持状态,未取得任何进展。
  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则按照既定方针,为妥善解决香港问题作出新的努力。1982年12月,三届人大五次会议通过《中国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即“国家在必要时得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这为中国收回香港后实行“一国两制”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认真听取香港各方面人士意见,拟订了对香港的基本方针政策,即“12条”,准备作为第二阶段谈判的基础,或者在必要时单独予以公布。


  英方在获悉这些情况后,1983年3月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总理,表示英国不反对中国以其对香港拥有主权的立场进行谈判,“只要英中两国政府能就确保香港未来繁荣与稳定所作的行政安排达成协议,并能为英国议会、香港人民和中国政府所接受,她愿意向议会建议:整个香港的主权应交回中国。”4月,中方复函表示,中国政府同意尽快举行正式谈判。
  1983年5月底,中英双方就谈判的程序问题及三项议程达成协议。一、为维持1997年后香港的稳定和繁荣做出安排;二、为香港由现在起到1997年做出安排;三、为有关政权交接事宜做出安排。
  进入第二阶段谈判后,主要障碍则是英方一开始坚持“主权和治权分离”的立场,即“在承认中国对香港的主权的原则下,由英国大体上像过去那样管治香港”。而中方则坚持主权和治权不可分割的立场,所谓“主权属中、治权属英”,实质上是否定了中国的主权,是以一项新的不平等条约来代替旧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国人民绝对不能接受的。前3轮谈判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第4轮会谈也不欢而散。
  因为会谈没有任何进展,前景不明,香港人心浮动,港元汇率及股市急速下滑。英国政府与港英当局不仅不采取措施稳定局面,反而推波助澜,借机大打“经济牌”,向中国施加压力。这就是所谓的“九月风暴”。香港各界人士及舆论界对英国企图以“经济牌”压中国让步的做法提出强烈批评,市民举行集会示威,要求港府尽快采取措施稳定局势。眼见“经济牌”再打下去就会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10月15日港府宣布实行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同时取消港元的存款利息税。英方打出的“经济牌”以失败而告终。
  1983年10月14日,撒切尔夫人致函中国领导人,表示双方可以在中方建议的基础上探讨香港的持久性安排。英方不再坚持“以主权换治权”的立场,会谈有所进展。但是撒切尔夫人又想在1997年以后让英国人在香港的行政管理中继续发挥作用,譬如保留一名英国总督,并称这是保持香港繁荣必不可少的。中方严词拒绝了这个主张。最后撒切尔夫人不得不让步。
  1983年12月至1984年4月,中英双方举行了6轮(第7轮至第12 轮)谈判,主要议题是1997年以后的安排以及过渡期的有关问题。5月至9月,双方又接连举行10轮(第13轮至第22轮)谈判,主要议题是讨论1997年前过渡期的安排和政权交接事宜,并商定最后文件内容。对这些问题的商谈也并非一帆风顺,有些问题也经过激烈的交锋。例如,中方建议特区政府官员由当地人组成,实行“港人治港”,英籍和外籍人士可担任顾问或政府一些部门中最高至副司级的职务,但是英方则提出外籍人士可以担任公务员系统中直到最高级的官员,企图使英国人在未来特区政府中担任举足轻重的角色。又如,中方主张香港特区的防务由中央人民政府负责,中央人民政府有权在港驻军。而英方则一再提出香港无需派驻军队。英方的这些主张直接违背了中国主权的原则,理所当然地为中方所拒绝。后来还在是否成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的问题上发生过争执。

xianggang_clip_image001.jpg xianggang_clip_image003.jpg xianggang_clip_image005.jpg


  经过中英双方激烈较量,历时两年之久的香港问题谈判终于达成了协议。1984年9月26日,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先由两国代表团团长周南和伊文思草签。1984年12月19日,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签字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由百余人组成的香港各界人士观礼团应邀出席。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联合声明上郑重签下自己的名字。中英联合声明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政府将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权,英国将在同日把香港交还中国。
  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在新中国外交史上有着特殊的历史地位和意义。它成功地达致香港的顺利回归,洗雪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蒙受的耻辱,使祖国的统一大业向前迈进了一步,并为国际上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和历史遗留问题创立了典范,是中国政府为维护世界和平做出的重大贡献。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后,在漫长的13年过渡期内,中英双方为落实联合声明、履行彼此的承诺,还在众多领域进行了艰苦的外交谈判。除政制问题外,中英双方的谈判最终取得了积极成果,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
  回顾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全过程,我深深感到,祖国强大是取得外交斗争胜利的根本保证。邓小平先生在谈到香港问题为什么能够谈成时指出,这“主要是我们的国家这几年发展起来了,是个兴旺发达的国家,有力量的国家,而且是个值得信任的国家。”腐败的晚清政府丢掉了香港,改革开放、奔向小康的中国人民以和平方式收回了香港,这生动地验证了邓小平先生的论断。
  邓小平先生还指出,香港问题谈成的另一个原因“就是‘一国两制’的根本方针或者说战略搞对了,也是中英双方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个构想在解决香港问题上起了不说是决定性的作用,也是最重要的作用”。“一国两制”的构想,不仅排除了中英谈判过程中的重重障碍,保障了香港的顺利回归,同时也保障了香港的长期繁荣和稳定。
  实践证明,“一国两制”有着巨大的包容性和强大的生命力。“一国两制”的构想,从来就不是外交谈判的结果,当然也不存在外国政府监督其执行的问题。中央政府之所以承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五十年不变”,是因为这一政策事关680万香港同胞的福祉,事关祖国和平统一大业,事关全中国13亿同胞的整体利益。无论香港遇到什么情况和问题,中央政府都会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不动摇。
  香港是中国的香港,香港是香港人的香港,香港也是面向世界的香港。在未来的日子里,无论是香港经济的振兴、社会的进步,都还可能遇到这样或那样的困难和干扰。但是,我们坚信,香港同胞一定能够不断总结经验,和衷共济,自强不息,在13亿内地同胞的大力支持下,共创更加美好的明天。


一、“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和平解决香港问题指明了方向


   香港自古就是中国的领土。收回香港是中国人民的强烈愿望,而这愿望在旧中国却是无法实现的。建国前夕,毛泽东考虑当时的世界格局,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决定暂不收回香港。因此,在建国初期中国政府对香港就确立了“暂不收回,维持现状”的方针。这一方针对分化帝国主义阵营和利用香港在国际上的经济地位,发展国家对外贸易、吸引外资和外汇起了重要作用。1956年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休决定对香港实行“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方针,并以此为依据提出并实行了一系列对香港的正确政策,既有力保证了香港的稳定和繁荣,也给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政治经济利益。
   “文革”以后,复出的邓小平以其特有的政治家的睿智考虑解决香港问题,他既继承了第一代领导集体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正确思想,又深刻分析了新的世界局势和潮流以及中国和香港的具体实际情况,对解决香港问题进行反复思考,逐步提出了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一系列新观点。
   1979年3月29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港督麦里浩时郑重指出:“我们把香港作为一个特殊地区、特殊问题来处理。到了1997年,香港问题不管如何解决,香港的特殊地位都可以得到保证,就是在本世纪和下个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因此请各国投资者放心。”这时,邓小平虽未明确提出“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但将中国政府关于香港回归后香港现行资本主义制度不变的决定,明白无误地昭告了天下。1982年1月11是,邓小平在会见海外朋友李耀基时说:“在国家实现统一的大前提下,国家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这样,邓小平就第一次十分明确地正式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构想,为和平解决香港问题指明了方向。在那以后,邓小平对“一国两制”的内涵进行了多次阐述,发表了香港回归后“香港现行的社会、经济制度不变,法律基本不变,生活方式变,香港自由港的地位和国际贸易、金融中心的地位不变” ,“港人治港”,中国政府对香港的政策“五十年不变”等一系列重要观点。为了贯彻落实“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方针,使之法律化,1982年12月,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规定:“国家在必要时设立特别行政区,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宪法中的这一新规定,为以“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提供了法律依据。1984年5月,第六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的《政府工作报告》,写上了祖国统一后可以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方针,“一国两制”的方针由此成了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二、《中英联合声明》的签署,为香港问题的解决创造了前提


   1982年8月,邓小平在会见香港知名人士费彝民、王宽诚等人时,正式阐明了中国政府处理香港问题的基本原则:1、一定要在1997年收回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不能再晚,一切文章都要在这个前提下做;2、在恢复行使主权的前提下保持香港繁荣和稳定,即:“收回主权,保持繁荣,制度不变,港人治港”的16字方针。这样,中英双方谈判解决香港问题的时机已经成熟。
   1982年9月24日,邓小平会见了撒切尔夫人,当面向这位英国首相宣布了中国政府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政策。邓小平指出:“我们对香港问题的基本立场是明确的,这里主要有三个问题。一个是主权问题;再一个问题,是1997年后中国采取什么样的方式来管理香港,继续保持香港繁荣;第三个问题,是中国和英国两国政府要妥善商谈如何使香港从现在到1997年的15年不出现大的波动。关于主权问题,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回旋的余地。坦率地说,主权问题不是一个可以讨论的问题。现在时机成熟了,应该明确肯定:1997年中国收回香港。就是说,中国要收回的不仅是新界,而且包括香港岛、九龙,中国和英国要在这个前提下进行谈判、商讨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和方法”。
   邓小平确立的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原则、立场,为中国政府在谈判中坚持原则和掌握主动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82年10月至1983年2月,中英两国政府代表进行了第一阶段谈判。在中英双方谈判正式开始后,英方力图让港英当局作为与中、英相并立的第三方参加中英会谈,意在造成英、港对中方的二比一优势。针对所谓的“三脚凳”理论(即有关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必须是中、英、港三方共同接纳的),中方认为,香港问题是中英两国间的问题,香港是中国的领土,香港98%是中国人,香港不能成了第三方,因此所谓“三脚凳”的论调是中国不能接受的,中方过去没有,今后也不会同意任何搞所谓“三脚凳”的企图与做法。中方坚持原则立场,打破了英方的图谋。从1983年7月开始的中英双方第二阶段的谈判,纳入了以中国政府关于解决香港问题的基本方针为依据的轨道。在第二轮谈判开始前,邓小平确定了两点策略,一是主权问题不容讨论,二是在1984年9月前中英双方必须达成协议,否则中方将单方面宣布解决香港问题的方针政策,使中方在会谈中完全掌握了主动权。
   从1984年4月开始的第三阶段谈判,双方转入讨论过渡时期香港的安排和有关政权交接的事项。在香港设立联合机构问题,是谈判中遇到的最困难问题之一。中方为了打消英方认为的成立中英联络小组会造成在过渡时期中英“共管”香港局面的顾虑,中方提出该小组可以跨越1997年。最后双方商定,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该小组于1988年7月1日进驻香港,2000年1月1日撤消。双方在会谈中除对香港过渡期安排的各个重要问题时宜行详尽的讨论外,还对双方会谈的进程、协议草案的内容和形式进行了磋商,并就内容达成了共识。  1984年9月18日,双方就全部问题达成协议,并于9月26日草签了中英《联合声明》和三个附件,宣告了为时两年的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谈判圆满结束。1984年12月19日中英两国政府首脑在北京正式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1985年5月27日,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互换批准书,中英联合声明正式生效。


三、基本法的制定,为在香港实现“一国两制”的构想提供了法律依据


   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以后,香港便进入了13年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规定和中英联合声明中中方阐明的对香港方针政策,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以下简称基本法),成为中国政府为实现香港顺利回归,必须完成的一项十分重要的准备工作。
   1985年4月10日,六届人大第三次会议在批准中英《联合声明》的同时,决定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同年6月18日,六届人大第十一次会议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名单。全体委员共59人,其中内地委员36人,香港委员23人,姬鹏飞为主任委员。关于基本法的主旨,邓小平在会见起草委员会委员时指出“:我们的‘一国两制’能不能够真正成功,要体现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里面。这个基本法还要为澳门、台湾作出一个范例”、“‘一国两制’是个新事物,有很多我们预料不到的事情。基本法是个重要的文件,要非常认真地从实际出发来制定。我希望这是一个很好的法律,真正体现‘一国两制’的构想,使它能够行得通,能够成功。”
   关于中国政府现行对香港政策的连续性问题,邓小平指出:“五十年不变”,“五十后以后更没有变的必要”,基本法“至少要管五十年”。
   关于中央与特别行政区的关系问题,邓小平指出:“一切不要以为香港的事情全由香港人来管,中央一点都不管,就是万事大吉了。这是不行的,这种想法不实际。”“所以,保持中央的某些权力,对香港有利无害。”
   为了使基本法科学合理,起草委员会作了长期的大量的工作。为了做到集思广益,充分了解香港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委托在香港地区的委员,共同发起筹组有广泛代表性的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并在1985年7月17日召开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发起人第一次会议。会议成立了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章程草拟六人小组,负责起草咨询委员会章程,并于1985年9月7日的第三次发起人会议上修订通过了章程。经过发起人和香港各界人士和各阶层代表组成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于1985年12月18日成立。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基本法咨询委员会作为香港各界人士与起草委员会联系、沟通的桥梁和反映对起草基本法意见及建议的重要渠道,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对基本法的起草工作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1990年2月13日至17日,起草委员会在北京举行第九次即最后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了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香港特别生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宣告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起草工作圆满结束。
   基本法以国家基本法律的形式,将中国政府在中英《联合声明》中阐明的基本方针政策,用法律的语言准确、严密地规定下来,把维护国家主权和统一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实行高度自治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为香港的顺利回归和为以后长期维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繁荣稳定提供了法律保障。邓小平高度评价基本法是“一部具有历史意义和国际意义的法律”。1990年4月5日,英国外交部在基本法公布后发表声明,认为基本法是关于香港前途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体现了《联合声明》的精神,是一项可以接受的法律。


四、预委会和筹委会的精心筹备,保证了香港的顺利回归和回归后的繁荣和稳定


   为了更广泛地听取港人的意见和建议,让港人群策群力、集思广益,为筹建香港特别行政区献计和为香港的平稳过渡出力,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员第二次会议上决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预委会。并于7月16日在北京宣告成立。预委会委员共计57人,其中香港委员30人,预委会主任为钱其琛副总经理,安子介、霍英东、鲁平、周南、姜恩柱、郑义、李福善任副主任。预委会决定设立政务、经济、法律、文化、社会保安五个专题小组,分别对各自的专题进行全面的研究。1995年12月8日,预委会在北京举行了第六次全体会议后隆重宣告结束其历史使命。预委会就像一部发动机,动员了香港社会各方面都来关注建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事情,它把爱国、爱港人士紧密地聚集在“一国两制”的旗帜之下,凝成了维护香港平衡过渡的巨大社会力量。
   预委会的工作为筹委会成立和顺利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1996年1月26日,筹委会的组成人员中,内地委员56人,占37%;香港委员94人,占63%,香港委员的人数比例远远超过了原来占所有委员总人数的50%的规定。筹委会成立之后,对涉及香港平衡过渡期的社会、民主以及特区的其他重大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与研究,作出一系列的重要决定。首先成立了由43位筹委成员组成的推选委员会工作小组,就推选委员会具体产生办法、成员的代表性、合理界定各个专业界别、候选人资格等问题,进行了反复研究,在广泛征询香港各界和各阶层人士意见的基础上,1996年8月10日筹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届政府推选委员会的具体产生办法》,从而完成了组建推委会工作的关键性一步。从8月15日到9月14日,推委会的报名工作在香港进行。10月4日至5日筹委会第五次会议提出了推委会委员建议人选共409位候选人。1996年11月2日,筹委会举行第六次全体会议,推选委会产生,把筹备特区工作推进到一个决定性的阶段。
   1996年11月15日,推选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隆重举行。会议以开放形式提名行政长官候选人。最后,董建华、杨铁梁、吴光正分别获得226票、82票、54票,成为第一任行政长官候选人。11月22日,推委第二次会议听取了3位行政长官候选人的施政设想和回答问题。1996年12月11日,推选委员会在香港以无记名投票的方式举行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行政长官选举,董建华以320票当选。在整下第一任行政长官的选举过程中,始终贯穿了民主的精神,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1996年12月18日,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在北京为董建华颁发了国务院任命书。
   成立临时立法会,是筹组特区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996年12月21日,推选委员会在深圳选举产生了临时立法会,并选举了范徐丽泰为临时立法会主席。临立会60名议员来自于香港各界,原立法局的多数议员当选为临时立法会议员,使临时立法会的组成具有广泛的代表性。临时立法会的成立,避免了香港回归之初出现立法真空。
   推委会推选产生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分别在1997年1月24日和2月20日,颁布了香港特区行政会议第一届成员15人名单和23名特区政府主要官员名单,获得中央人民政府批准。这样,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政治架构全部完成,标志着特别行政区筹建工作的胜利结束,宣布了特区政府接管香港的条件全部具备。
   香港回归祖国,是永载中华史册的民族盛事。1997年6月30日,由江泽民、李鹏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抵达香港,出席政权交接议式。这一重大行动,表达了中央人民政府对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香港同胞的巨大支持,表明中国政府保持香港长期繁荣稳定的坚强决心。1997年7月1日零点,中国政府开始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同日,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宣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成立,行政长官董建华和临时立法会议员等宣誓就职,香港特区政府正式开始运作。董建华先生先后于1996年12月和2002年3月经香港当地选举并被国务院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二任行政长官,为"一国两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针在香港成功地付诸实践做了大量开创性的工作。2005年3月10日,董建华因健康原因向中央递交了请辞报告。3月12下午,报告获国务院行政会议批准,即时生效。按照《香港特区基本法》第五十三条规定,由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长曾荫权代理特区行政长官职务。根据补选结果,中央人民政府于2005年6月21日任命曾荫权为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并于翌日宣誓就职。
五、香港回归十年来的发展,佐证“一国两制”政策的巨大成功
   回归祖国十年来的香港,社会进一步稳定,经济进一步繁荣。依托内地政策的支持和广阔市场支撑,香港特区的国际形象建树良多,顺利化解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冲击,保持了国际金融及物流中心的地位,成为亚洲的首要国际都会,是中国的主要城市之一。特区政府既考虑了“一国”,亦顾全了“两制”,如妥善解决港人内地子女居港权问题;通过退税、减免差饷和冻结收费缓解就业困难问题;通过提供廉价公屋、轮候公屋解决市民住房问题等等。总之,在“一国两制”前提下,香港维持了一个自由、法治、多元化的社会。香港民主也按照基本法的规定稳步向前发展。
   回归祖国十年来的香港,向全世界昭示了“一国两制”实践的巨大成功。包括英国在内的世界上的绝大多数国家都认为:中国的“一国两制”方针在香港的实践是十分成功的,在澳门回归中再次得到了验证。对终解决台湾问题,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具有深远和巨大的意义。


跳过 评论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