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案例简介
  • 案例分析



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 


       反思当年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土崩瓦解的历史,不禁让人扼腕叹息。在苏联行将毁灭的时候,几位试图维护苏联本来联盟体制、避免苏联解体的政治家于8月19日发动事变,这是在悬崖边上挽救苏联的最后一次尝试,但仅仅两天就宣告失败。8·19事件的悲剧性在于,它以维护苏联为初衷,但却成了苏联加速瓦解的催化剂。此后,苏联解体速度骤然加快。


新联盟条约与新苏联
  1985年,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对苏联进行了震惊世界的大改革。以1987年《改革与新思维》一书的出版为标志,戈尔巴乔夫开始全面推行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他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取消苏共领导,将改革引上了歧途。1990年,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托维亚先后宣布独立,苏联其它各加盟共和国的离心倾向也迅速增强。为了保住苏联,1991年5月,戈尔巴乔夫和十五个加盟共和国领袖达成协议,同意组成“新苏联”。
  1991年8月14日苏联公布了新联盟条约文本。按照新公布的条约文本,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改名为“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简称仍为苏联。新联盟条约的签署工作预定在8月20日开始。新条约规定,“苏联为平等共和国联合组成的联邦制主权民主国家”,“缔约的每个共和国均为主权国家”。条约规定,结成联盟的各共和国保留独立决定涉及本国发展的一切问题的权利,在国际关系中苏联为一个主权国家,但结成联盟的各共和国有权同外国建立直接的外交、领事和贸易关系。条约规定,联盟成员国的相互关系原则是:平等、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内政、和平解决争端、合作互助、诚实履行根据联盟条约和共和国间协议而承担的义务。条约规定,在联盟职权范围内,联盟法律至高无尚;在共和国职权范围内,共和国法律在本共和国境内至高无尚。 
  条约规定,土地、矿藏、水源和其他自然资源均为各共和国所有。
  条约签字之日起生效后,1922年的联盟条约即同时失效。
8·19惊雷
  苏联时间19日清晨六点,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突然发布命令宣布,鉴于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健康状况已不能履行总统职务,根据苏联宪法,他本人即日起履行总统职务。亚纳耶夫同时宣布,成立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在苏联部分地区实施为期6个月的紧急状态。在此期间,国家全部权力移交给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行使。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由苏联代总统亚纳耶夫、苏联总理帕夫洛夫、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国防部长亚佐夫、苏联内务部长普戈、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等8人组成。
  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表《告苏联人民书》说,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政策已经“走入死胡同”,“苏联国家和人民的命运处在极其危险的严重时刻”,呼吁苏联公民支持该委员会使国家摆脱危机的努力。该委员会同日发布了“第一号命令”。这项包括16点内容的命令说,为了维护苏联各族人民的切身利益、国家的领土完整、恢复法制和克服危机,各级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必须无条件实施紧急状态,无力确保实施紧急状态的机关将被停止活动,而由紧急状态委员会任命的专门全权代表负责;立即改组不按苏联宪法和苏联法律行事的政权机关、管理机关和军事组织;政权机关和管理机关不符合苏联宪法和法令的法令和决定一律无效;停止阻碍局势正常化的政党、社会团体的活动;公民和团体非法拥有的武器必须立即交出;禁止集会、游行,必要时可实行宵禁;对新闻进行监督。命令还要求苏联内阁采取措施保障居民食品和消费品的供应等。此时正在黑海海滨克里米亚半岛休养的戈尔巴乔夫被软禁在别墅里,他同莫斯科的联系完全中断。
叶利钦跳上了坦克
  8·19事件发生后,苏联代理总统亚纳耶夫发布了在莫斯科市实施紧急状态的命令,坦克和军队出现在莫斯科街头。莫斯科市民表现得比较平静,照常上班,人们似乎倾向于接受了事实。但时任俄罗斯联邦总统的叶利钦不会听命于紧急委员会的命令,他跳到议会大厦前的坦克上发表演讲,指责紧急状态委员会要恢复苏联的政治铁幕统治,并号召群众进行总罢工。紧急状态委员会优柔寡断、未能果断肃清议会大厦的反对派,在叶利钦的鼓动下,情况发生逆转。20日晚,议会大厦前已聚集了数万示威群众。有些人构筑了堡垒,要誓死保卫议会。21日下午,苏联国防部命令军队撤回驻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领导人放弃了行动。
  21日晚8点,戈尔巴乔夫发表声明,强调他已完全控制了局势,并恢复了曾一度中断的与全国的联系,并称将于近日内重新完全行使他的总统职权。
  22日凌晨,戈尔巴乔夫已从黑海休养地克里米亚乘飞机返回苏联首都莫斯科。22日上午,俄罗斯联邦总统叶利钦宣布,苏联前国防部长亚佐夫、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和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及前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已于22日凌晨被拘留;前内阁总理帕夫洛夫因病住院,已被就地监护。前苏联内务部长普戈已自杀身亡。上述6人都是8月19日宣布成立的苏联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这个委员会的其他两名成员苏联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和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由于是人民代表,暂时尚未被拘留。
苏联解体骤然加快
  以维护苏联原有的联盟体制为目标的8·19事件失败后,苏联解体的形势已无法逆转。在22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戈尔巴乔夫声称:“苏联 已经进入了变革的决定性阶段。权力在变化,所有制关系在变化,联邦在变化。已经接近签署新联盟条约原定于20日签署的“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条约 了,已经做了的事情,即在签署条约前夕发生的事情,也不是偶然的。斗争也就是由此而产生的,并且是尖锐的。”他还承认叶利钦“在平定阴谋中起了卓越作用”。戈尔巴乔夫说,“最近几个月和最近几天我同叶利钦一起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使我们的和谐与合作成为同所有共和国一起联合一切民主力量的经常性因素。有人企图破坏这个立场,但是,局势已经锻炼了我们。”
  但戈尔巴乔夫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叶利钦并没有和戈尔巴乔夫一道建立所谓的“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
  仅仅两天后,即24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他的苏共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共中央“自行解散”。戈尔巴乔夫声称苏共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没有反对”最近发生的事件,中央委员会“未能站在谴责和抵制的坚决立场上”,苏共中央应当作出“自行解散的决定”,“各共和国共产党和地方党组织的命运由它们自己决定”。他说:“对我本人来说,我认为已没有可能继续履行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能,我正交出相应的权力。”
  苏联共产党生命的终止实际上宣告了苏联解体已无法逆转。
  同一天,俄罗斯总统叶利钦宣布俄罗斯联邦承认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独立。这两个共和国分别于8月20日和22日宣布独立。
  同一天,乌克兰共和国最高苏维埃宣布乌克兰独立。将于1991年12月1日就批准乌克兰独立的文件在共和国举行全民公决。乌克兰在苏联是仅次于俄罗斯联邦的第二大加盟共和国。而在这以前,苏联的立陶宛和格鲁吉亚共和国已先后宣布独立。
  同一天,叶利钦发布命令,将苏共中央总务部和苏共地方党委的档案以及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档案转交给俄罗斯档案机关。
  同一天,苏联元帅阿赫罗梅耶夫24日自杀身亡。阿赫罗梅耶夫曾任苏军总参谋长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军事顾问。同一天,《真理报》“暂停”出版。
红旗从克里姆林宫上降落
  8·19事件平息后,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纷纷宣布独立,截止到9月底,宣布独立的加盟共和国已达到12个。1991年12月1日,第二大加盟共和国乌克兰也宣布独立。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宣布成立独立国家联合体。同时宣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已不存在”。三国领导人叶利钦、舒什克维奇和克拉夫丘克在一项声明中说,由于签署新联盟条约的谈判已“走进死胡同”,各共和国退出苏联并建立独立的国家已成为现实。三国领导人宣布,独立国家联合体的协调机构设在白俄罗斯首都明斯克,苏联前加盟共和国和其他赞同其宗旨的国家均可参加。
  1991年12月21日,俄罗斯等11个独立国家领导人在哈萨克首都阿拉木图举行独立国家首脑会议,会议通过了《阿拉木图宣言》和《关于武装力量的议定书》等文件正式宣告建立独立国家联合体,1922年12月30日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不复存在。
  25日圣诞节夜,19时25分,戈尔巴乔夫在电视讲话中宣布辞职。19时32分,克里姆林宫屋顶旗杆上,那面为几代苏联人熟睹的镰刀锤子旗开始徐徐下落、下落……19时45分,一面3色的俄罗斯联邦国旗取而代之,升上了克里姆林宫上空。此时此刻,广场上的人们意识到,克里姆林宫已成为俄罗斯的总统府,苏联从地图上消失了,永远地消失了。

geerbaqiaofu_clip_image001.jpg geerbaqiaofu_clip_image002.jpg geerbaqiaofu_clip_image003.jpg

苏联解体与戈尔巴乔夫“民主社会主义”
  近年来,国内理论界对于苏共蜕变和苏联演变的原因的分析已经积累了不少深刻而有价值的成果。一些专家明确指出,正是戈尔巴乔夫之流在思想信仰上的背弃、路线道路上的背离和政治上的背叛才导致苏共垮台和苏联剧变。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中央总书记。短短6年的之后,曾经执政74年之久的苏联共产党丢掉政权,统一的苏联多民族国家分崩离析,社会主义成果丧失殆尽。戈尔巴乔夫鼓吹和推行的“民主社会主义”非但没有给苏联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道”,反而导致亡党亡国,政治上遭到了彻底的失败。
  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后便发誓要彻底摧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改变社会的方向。戈尔巴乔夫自称,他早就不相信科学社会主义的生命力,因此在上任后便企图用“西欧式的社会民主思想”来改造苏共。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亚·雅科夫列夫在背弃马克思主义、背离社会主义、背叛十月革命的路线上走得更远。雅科夫列夫肆意诋毁苏联历史和苏联制度,对西方的资本主义却赞不绝口、顶礼膜拜,并利用自己在党内的特殊身份在苏共内部兴风作浪。
  为达到搞垮苏共、消灭苏联社会主义的目的,雅科夫列夫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不久后便提出应当考虑将苏联共产党“一分为二”。1985年12月,雅科夫列夫上书戈尔巴乔夫,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政治改革建议。原苏联科学院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所长、上世纪60年代以后曾担任苏共几任总书记政治顾问的阿尔巴托夫院士证实,苏共最高领导人在一个小圈子里讨论过这一建议。阿尔巴托夫院士本人也认为建议是可行的,“党可以分裂成两个或三个,包括一个强大的社会民主派”。可以想象,80年代中后期,苏共最高领导层就已冒出分裂的念头,苏共灭亡、改革失败的命运早已注定。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在苏共一小撮高层人物背弃、背离、背叛路线的怂恿和带动下,苏联思想理论和文化舆论界霎时间也变得波涛汹涌、浊浪滔天。借民主化、公开化之际,清算苏共历史、抹黑苏联制度的言论和文艺作品不断在传媒上出现。苏联的知识分子思想进一步激化,多数社会学家、经济学家转而信仰西方式的自由资本主义。
  戈尔巴乔夫上台两年后,苏联社会思想舆论彻底转向,苏共在改革模式、发展道路的选择问题上迅速“右倾”,社会主义事业已经危在旦夕。苏共先是坚持“完善社会主义”,后又提出“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倡导“西欧共产主义”思想。在改革“模式”和道路的选择上,苏共先是学习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经验,转而提倡北欧国家模式。戈尔巴乔夫后期,苏共领导对瑞典的“福利社会模式”极为推崇,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高层干部纷纷前去访问、取经。但是很快人们便发现,1989~1990年间,“社会主义”已经在苏联失去吸引力。即使戈尔巴乔夫给“社会主义”加上诸如“民主的、人道的”前缀也是徒劳。
  苏共领导层在思想路线上的动摇在思想舆论界造成了严重混乱,加上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迟迟不见成效,一些激进势力乘机夺取话语权。对于苏联社会主义制度,自由激进派代表人物、历史学家尤·阿法纳西耶夫宣称:“这种体制不应当修补!它有三大支柱:苏联作为一个中央集权的、自治化没有得到充分体现的国家的帝国主义本质;非市场经济的国家社会主义;党的垄断。应当逐步地、不流血地、拆除这三根支柱”。
  1989年,一些东欧国家风波骤起,苏共和苏联社会内部的激进派受到了强烈的启发。“向西方资本主义看齐”的口号极为诱人,反社会主义的旗帜深得人心。1990年前后,社会思潮进一步激进化。转向西方、抛弃社会主义的思潮在苏联社会达到高潮。
  1990年举行的第28次代表大会上,苏共纲领性的声明和章程中已经表明,其目标是在国内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显然,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已经抛弃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原则,企图试穿西方社会党的外衣,思想开始迷乱,组织上自掘坟墓,丧失了改革的主动权、失去了社会控制力。
  上世纪末,叶利钦一度作为苏共内部政治上的反对派出现。直到1990年夏天以前,叶利钦等人仍宣称忠于“社会主义”。出于政治上的考虑,那时他们也不时要附和戈尔巴乔夫的“民主社会主义”学说,号称信仰民主社会主义、信仰以“趋同论”为基础的“普遍价值观”。
  但是,随着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逐渐掌握政治大权,他便公开与苏共彻底决裂。叶利钦代表的自由主义政治势力开始抛弃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政治上转向反共、反社会主义立场,思想上宣誓忠于西方教科书上的“纯自由主义和纯资本主义”。
  1990年底以后,叶利钦在否定十月革命、否定苏联制度、否定苏共的同时,毫不掩饰地表达对西方自由资本主义制度的崇拜。以叶利钦为代表的自由派势力,主张苏联应利用大好的历史时机,参照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模式,对旧制度进行根本性的变革。主张要全面学习和照搬以美国为代表的大西洋资本主义文明,移植自由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模式,走一条彻底的西方资本主义化的道路,使俄罗斯尽快融入西方文明世界。
  1991年夏初,叶利钦首次访问美国。他在纽约一所大学的演说中宣称:“俄罗斯已经做出了自己最终的选择。俄罗斯不会走社会主义道路、不会走共产主义道路,它将走美利坚合众国及其他西方文明国家走过的那条文明之路。”
  短短6年的时间,戈尔巴乔夫推行以“民主化、新思维”为旗号的修正路线,非但没有革新苏共、给百姓带来真正的民主和人权,反而彻底葬送了社会主义,成就了西方资本主义的霸权。戈尔巴乔夫的民主化改革引来了叶利钦时期野蛮资本主义的倒退和“鲍利斯沙皇”专制的复辟。理论上诱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妖姬”,吞食和埋葬苏联70多年社会主义建设得成果,换来了横蛮的“官僚和寡头的资本主义怪兽”,倒退到犯罪猖獗、黑势力猖獗的原始资本主义泥潭。
  戈尔巴乔夫鼓吹的“民主化改革”没能提高官僚机构的效率,没能推进经济改革、提高人民生活,相反,社会形势持续恶化,政局动荡不安,经济陷入崩溃的境地,最终导致苏共瓦解、苏联解体。叶利钦时期的政治现实表明,从西方移植的民主形式在俄罗斯并未开花结果:超级总统制专权,三权分立名不副实;宪法为政治而量身定做,文本规定与政治现实相差甚远;多党倾轧、黑金政治横行;财阀当道、操纵媒体,家族、寡头政治盛行;贪污腐败蔓延,黑手党猖獗,行政效率低下;政治动荡,政局不稳。
  90年代中后期,越来越多的俄罗斯民众否定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所选择的政治道路。社会舆论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居民中承认“俄罗斯是民主社会”的比例越来越小。连戈尔巴乔夫自己也不得不承认,民主化进程遇到挫折,民主的成果被俄罗斯当权派篡夺,俄罗斯当权者“损害人权、压制民主”。
  几年的时间里,俄罗斯选民很快由“渴望民主”变为“厌倦民主”和“拒绝民主”。90年代中期以后,俄罗斯居民对这种“换汤不换药”、“新瓶装旧酒”的所谓“自由民主政治”感到非常厌倦。如今在俄罗斯社会中“自由民主派”的光环早已变得黯淡。长期驻莫斯科的意大利著名记者朱利叶托·基耶萨写到:“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1992~1996年之后,‘民主派’一词和妓女一样,已经成了不加引号的骂人话。”
  2005年,普京总统在国情咨文中强调,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之一,这对于绝大多数俄罗斯人民来说是一场真正的悲剧……许多人失去了信仰和价值追求。针对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时期的“民主化”,普京2002年1月中旬曾指出,(俄罗斯)过去的那种“民主秩序”只是对极少数寡头有利……经历了10多年激烈的变革,俄罗斯社会还处在“过渡阶段”。普京强调,上世纪90年代初期俄罗斯建立所谓的“民主”并不是真正的民主,是“偏激”的和“年幼”的,那种所谓的自由只是极少数掌握金钱和财富上层人物的自由。
  如今,俄罗斯政界和学界在反思“民主化”的过程中指出,上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提倡和发起的“民主化、公开性和新思维”运动,是出于对西方民主模式的盲目追求。戈尔巴乔夫、叶利钦等人借鼓吹民主模式的普世性之名,将“民主化”当作政治夺权、推动民族分裂和搞垮苏共的工具和手段。他们认为,1985~1999年这15年是俄罗斯灾难性的15年,是政治混乱和社会倒退的15年。对于苏联的失败,俄罗斯政界主流人士强调,在这其中西方“战略家”罪责难逃。他们认为,上世纪末期,西方战略家有意识地向苏联等国输出“软弱的自由民主思潮”,而却为自己保留了极端保守和富有进攻性的“保守主义”思想,其目的与其说是为了苏联的民主化,不如说是为了搞垮苏联。而戈尔巴乔夫等人落入西方的圈套,盲目进口西方的“民主价值”,导致“民主、自由”泛滥,国家解体,人民丧失了尊严。如今,西方某些国家仍然在民主问题上推行“双重标准”,不是真正以民主、而是以利益或关系亲疏来划分所谓“民主阵营”,其目的是进一步打压俄罗斯,更大限度地实现自己的地缘战略利益。
  事实表明,戈尔巴乔夫引领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和之后叶利钦宣称的“自由民主主义”道路不仅没能行得通,反而将苏联、俄罗斯先后引向一条绝路和迷途。经历了10多年的左右摇摆和反复,俄罗斯社会逐渐认识到:一是社会革新是必要的,但有些东西是万万不能动的,有些事情是万万不能做的;二是借鉴他人经验是必要的,但决不能全盘照搬。有些东西对于他人是美酒,但对于自己可能是致命的毒药。


戈尔巴乔夫思想上的软弱


   意识形态是一个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支柱,所有重大的改革都需要意识形态的依据。对于苏联共产党的领导人来说,寻找这样的依据并不难,因为社会主义的原则总是能够让合理的市场经济需求与新的私人所有关系相兼容。但戈尔巴乔夫不是思想家,对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没有深邃的见解。他虽然有过基本理论的学习,但他所学的并非货真价实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而是某些似是而非的赝品。对所有涉及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理论,戈尔巴乔夫的了解都很肤浅。他确实提出了“新思维”的口号,但却没有提出任何新的思想。


   戈尔巴乔夫不止一次地说过:“发展到1985年,苏联在某些方面已经偏离了世界文明的基本方向,有必要把在1917年之后孤立于世界的苏联,同世界的其余部分一道重组为一个新的世界社会。”他号召国家的公民们往后要按照“世界法和文明世界的法则”去生活。但他所讲的都只是些空泛、抽象的概念。戈尔巴乔夫呼吁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按照道德原则建立起相互关系,这令西方专家们大为疑惑,认为这些概念和说辞很可能是个高深莫测的“妙计”。晚些时候,他们惊讶地发现了戈尔巴乔夫的“诚实”,却还未领教戈尔巴乔夫那令人吃惊的天真。就连西方最乐观的政治学家也承认,戈尔巴乔夫虽然没有给苏联处理国际政治问题的理论和实践带来新的变化,但他给外交政策带来了新的声调,提出了一些新的论题,让苏联的对外政策具有某种温和的、中庸的性质。往后会怎么样呢?在1987—1988年那段时间,西方专家中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推倒柏林墙,在东欧发生“天鹅绒”革命,特别是两德的统一——这一系列事件受到了西方国家非常热烈的欢迎。但对苏联人们却满怀狐疑,怎么解释苏联出乎意料的暂时退却?这里边到底隐藏着什么?应该如何应对?在一系列出乎预料的事件发生之后,美国著名的政治学家马兰兹写到:“在戈尔巴乔夫的政策中,没有斯大林、赫鲁晓夫或者勃列日涅夫那样的明确性。”“这些苏联领导人离开世界舞台已经很多年了,但悲剧是从戈尔巴乔夫获得权力开始的,一切都因为第一步行动变得紧张起来”。这个悲剧的第一步行动,导致了这个悲剧的最后一步行动——苏联轻易地解体了。


   勃列日涅夫同样也不是思想家,但是他有一个以苏斯洛夫为首的理论班子。戈尔巴乔夫不仅没有建立起这样一个理论班子,也没有找到一个能够协助他的“重要的思想家”。1987年中期,领导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意识形态部门工作的是利加乔夫。1987年后半年,利加乔夫作为政治局委员被指派负责领导农业部门的工作,而意识形态方面则由他和雅科夫列夫共同负责。由于这两个人的思想观点不同,分歧和矛盾不断。到了1988年底,戈尔巴乔夫让雅科夫列夫完全转到外交事务上了。充当党的主要思想家的是1988年9月才当选为政治局委员的梅德韦杰夫。他是位经济学家,为人正派,富有学识,但缺乏意志,是位具有学者气质的人。这时的国家,意识形态领域内已是波涛汹涌,不要说梅德韦杰夫,即使是戈尔巴乔夫也控制不住了。那些在改革年代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工作的人们回忆:对于戈尔巴乔夫而言,最重要的思想权威是他的妻子———哲学副博士赖莎·马克西莫夫娜。
戈尔巴乔夫想着手解决的这些难题,犹如冰山一角,实在难以胜任。


戈尔巴乔夫领导班子的软弱
   在苏维埃政权时期,在科学技术及其他领域里,教育和培养了大批很有能力的领导干部。但是在政治领导人才的培养方面却没有作为。斯大林周围的人与列宁周围的人相比,无论是政治魄力、知识水平还是意志品质方面,都等而下之。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这种状况仍在延续,到了戈尔巴乔夫时期,情况更差。他周围已经没有像柯西金、葛罗米柯、安德罗波夫、乌斯基诺夫那样一些能够代表20世纪70年代政治领导水平的人物了。戈尔巴乔夫经常撤换高层领导干部。他撤换掉他认为不太称职的领导人,却又常常任用能力更差、但更听话的人
   戈尔巴乔夫选才用人的眼光很差,他还有个让周围人厌恶的、乃至不能容忍的缺点:在每次接见各级领导干部、文化活动家、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时,大部分时间都是他自己在讲,而不是在倾听。戈尔巴乔夫不喜欢听坏消息。这样一来,就连政治局的委员们和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书记们也不愿去他那里汇报情况。


   戈尔巴乔夫不是一个独裁者,也不是一个专制的人,待人也还算和蔼,但他却总是以权威自居,这对其成为强有力的民主式领袖,无疑是个障碍。戈尔巴乔夫在主持各种会议时就不够民主,对于他来说,领导苏联人民代表大会或者苏联最高苏维埃的工作有一定的难度。每当在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会议上听到不同意见和批评时,戈尔巴乔夫总是很难控制局面,也难以控制自己。有这样两句话对戈尔巴乔夫最合适不过了:“不能与反对派对话”,和“关于多元论不能有两种意见”。在戈尔巴乔夫身上,内心强烈的不自信与外表上的过于自信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他宁愿说而不愿做,他常常将许多重要的事情和重要的决议搁置一边。一位专门研究戈尔巴乔夫的心理学家别尔金写到:“戈尔巴乔夫在同周围人的相处中,常做出一些莫名其妙的和无法解释的事情来,这其实都源自他的个性。人人都知道应当结交一些有能力的、聪明的、能够独立思考的朋友,并在这些人中寻求帮助。然而,人们很难同他进行辩论、提出异议。他不愿意同别人分享成绩和功劳——那么如何解释他竟然把国家的命运托付给如瓦列金·帕夫洛夫、亚纳耶夫、普戈这些人呢?看来这是个秘密。戈尔巴乔夫对于身边的人在个性和智力方面要求不高——明星当然不需要其他光源发出的辅助照明,有他自己就足够了,周围人的作用只是为了能够衬托出他所具有的全部光华。”
失去时间和无所作为


   戈尔巴乔夫在回忆录中承认,他担任总书记的最初两年在很多方面错过了改革的时机。他曾试图以巨大的努力去推动国家和社会的发展,但却没有找到前进的方向。深层次的经济和政治改革到了1987—1988年才启动,由于准备仓促,所以效果很差,乃至在许多方面产生了相反的作用。这段时间,戈尔巴乔夫努力工作,日理万机,但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善终。到1989年的下半年,在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之后,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精力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用在进攻上,而是改为防御了。在积极防御了几个月后,变成了退却。在保守派、激进主义者和西方的压力面前,戈尔巴乔夫大举退却。他允许保守派建立自己的俄罗斯共产党,准许激进主义者在俄罗斯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权机构中占据决定性的位置,他甚至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条件,就向西方让出了苏联在东欧和德国的所有阵地。

   1990年的下半年和整个1991年,戈尔巴乔夫的政治退却一直在继续,他作为政治家的倒台将是不可避免的。在那时,有谁曾想到过苏联的总统制度将和苏联一起结束。晚些时候,戈尔巴乔夫本人也承认在1990—1991年危机时刻,他本来可以采取武力行动,但是他不愿意,也不能这样去做。他说:“民主化不能建立在鲜血之上。”


   还是在1990年,戈尔巴乔夫给大多数苏联人形成这样一种印象:一位起不了什么决定性作用的、软弱无力和没有希望的领导人。与戈尔巴乔夫相比,普通公民认为叶利钦更有能力和亲和力,能够整顿好国家秩序,消除贫穷、犯罪、滥用职权和特权。叶利钦在采用各种平民主义的影响和声明的同时,很会煽情,尽管他没有任何明确的和完整的治理国家的政治经济纲领。


   如果苏联在1990年初没有出现民主反对派,叶利钦就不能够取得任何成就。民主反对派如果没有叶利钦这样强有力和有声望的人来领导,也无力与衰弱的苏联共产党对抗。极端激进主义作为一种情绪成了民主化的具体表现,而情绪是难以控制的。在很大程度上,与其说是现实的政治力量,不如说正是这个建立在激进情绪上的民主运动摧毁了苏联共产党和苏联!


跳过 评论

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