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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事件


  1972年6月18日凌晨2点半,有五个人因潜入位于华盛顿特区的美国民主党总部——水门大厦而被捕,这似乎是一次一般意义上的入室行窃。两名实习记者被派往现场进行报道。在随后的传奇事件中,卡尔·伯恩斯坦和鲍伯·伍德沃德创造了一个新的词汇——水门。


  两位高官,E·霍华德·亨特和G·高登·利迪也因不法行为受到指控。利迪是“争取尼克松连任”委员会的总指挥,他拒绝回答联邦调查局提出的有关水门事件的问题,并因此被解雇。这七个人被指控有盗窃和安装窃听器的行为,被判入狱。起初,尼克松似乎没有隐瞒什么。他在电视讲话中说:“今晚,在这间办公室,我向你们保证,我将尽职权所能确保有罪之人受到审判。”然而,事实上,这一事件的真相是作为共和党主席的理查德·尼克松授权部下,在竞争对手民主党的总部内安插窃听装置,为的是窃听竞选对手的备战情况,确保自己连任总统。


  受到指控并被判入狱的七个人,由于与尼克松有不同寻常的关系,引起了包括民主党总统候选人麦克文在内的许多人的怀疑,他们认为尼克松有所隐瞒。麦克文希望水门事件能成为他获胜的筹码,为此他对尼克松提出指控:“我指控尼克松政府命令司法部和大陪审团掩盖民主党被窃听案。我指控……”
尼克松继续否认他曾参与这起事件,并且在11月的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

  连任之后,这位自作聪明的总统开始麻烦缠身。1973年2月,新闻界开始不厌其烦将地他的丑行公诸于众。水门大厦侵入案被掩盖的真实情况开始浮出水面。竞选连任总统委员会的副指挥开口告诉联邦检察官,尼克松的亲信与此事有关,他说他们毁掉了罪证并做了假口供。1973年初,美国参议院成立了调查委员会,由参议员欧文领导。尼克松的前任竞选连任总统委员会指挥约翰·迪恩告诉委员会,尼克松对被掩盖的事件真相十分清楚。1973年7月,一名白宫前官员证实尼克松对他的谈话进行了秘密录音,但尼克松利用行政特权拒绝向法庭交出录音带。1974年3月1日,联邦大陪审团指控了七个人,包括尼克松最亲近的两个顾问,海德曼和厄利彻曼,还有前任总代理律师约翰·密歇尔。他们被指控阴谋妨碍司法公正。

  4月30日,在这些人的指证下,尼克松不得不拿出了编辑过的文字资料。但联邦法官斯利卡传唤附加录音带,尼克松则拒绝交出,案件转到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全体通过对尼克松的裁决。众议院司法委员会通过了三项对尼克松的弹劾:妨碍司法公正、滥用总统职权、试图反抗委员会的传唤以妨碍弹劾程序。尼克松终于在1974年8月5日交出了三盘录音带,其中一盘清晰地记录了尼克松曾经积极参与掩盖事件。面对不可避免的弹劾,理查德·尼克松辞去了总统职务。

       

面对公众,尼克松无奈地作出了如下演讲:“我希望我的这个举动能加速美国急需治疗的进程。我对这些日子所发生的事件可能给人们带来的伤害深表遗憾。我要说的是,如果我的一些判断错了,有些的确是错了,我的初衷也是认为它们对国家有利才这么做的……明天中午,我将正式辞去美国总统的职务。到那时,副总统福特将在这间办公室宣誓就任总统。在回想起我们对美国再次升起的高度希望时,我感到极大的悲伤。” 1974年8月8日,尼克松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辞职的总统,美国民众对公共生活领域的道德构造大为失望。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丑闻到此结束。虽然公众为尼克松政府的鲁莽行为深感忧虑,但大多数美国人还是为联邦制度的确有效而感到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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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门宪政危机爆发的根源


  霍尔德曼在回顾水门事件时曾说过:“在水门事件这场悲剧里,有两个主要的谜:首先,是谁下令破门而入的?为的是什么?……第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破门偷窃事件怎么竟会升级成为一次史无前例的宪法危机,致使尼克松被迫辞职?”随着水门事件相关档案材料的解密,现在历史学家对第一个问题基本上可以给予明确回答:尼克松本人并没有直接下令或策划水门闯入事件。第二个问题的答案在于:尼克松政府是特别的政府,而尼克松是独特的尼克松!

(一)尼克松政府是特别的政府

  首先,美国总统史上不乏腐败案例,但尼克松政府的腐败与众不同。美国总统尤利塞斯·辛普森·格兰特执政时期(1869—1877年)正值美国的镀金时代,政治和商业腐败流行,而格兰特本人又缺乏政治经验、用人不当,导致其政府的数位内阁阁员、副总统、个人秘书、甚至格兰特的家人都卷入各种不正当行为中。以至格兰特总统执政时期被称为“美国史上最腐败的八年”。但格兰特本人是清白的,并对政府的腐败行为供认不讳:“正如所有人所看到以及我所承认的那样,错误已经发生。”但“失败是误判所致,而非蓄意而为”。
沃伦·哈定总统执政时期(1921—1923年)被公认为美国20世纪最腐败的时期,政府丑闻不断。其中最为突出的是退伍军人管理局局长的贪污和蒂波特山丑闻。但没有证据表明哈定本人涉嫌卷入其中。1924年和1928年共和党赢得大选的胜利表明,哈定政府丑闻并未造成不可弥补的政治灾难,既没有促成政府的重大结构性变革也没有导致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危机。
尼克松以“大家都这么做”为借口为水门事件辩护,但事实并非如此,尼克松的所作所为同其前任有本质的区别。尽管美国总统史上其他总统或因用人不当或因疏忽失职而丑闻不断,但还“没有哪一届政府像尼克松及其支持者所做的那样威胁到宪法……在水门事件中,总统的私人利益和野心有毁灭民主自身的危险”。正如国会在其弹劾条款中所指出的:“理查德·M·尼克松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违背了对他作为总统的信任并破坏了宪法政府,极大地损害了法律和正义的事业,而且明显地伤害了美国人民。”
其次,水门事件中尼克松个人的“利益和野心”之所以能破坏宪法政府和威胁到美国民主,与美国三权分立制衡的宪政体制及其发展特征密切相关。回顾历史,水门事件的发生具有某种必然性。立宪之初,为了克服人性固有的弱点,防止专制独裁和腐败,美国的建国之父设计了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制衡的政治体制。“立法、行政和司法权置于同一个人手中,不论是一个人、少数人或多数人,不论是世袭的、自己任命的或选举的,均可公正地断定是虐政。”“防止把某些权力逐渐集中于同一个部门的最可靠办法,就是给予各部门的主管人抵制其他部门侵犯的必要法定手段和个人的主动。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不同的部门“应该保持依据一个自由政府的性质所容许的那样的独立和彼此分立”。从此美国政治进入以国会和总统交替主导的周期性动态发展过程。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国会一直在联邦政府的三个部门中占据主导地位。但自30年代经济大危机和美苏冷战以来,行政部门权力急剧膨胀,总统和白宫幕僚逐渐成为联邦政府的权力中心,致使“国会政体”逐渐演变为“总统宪政”。甚至在外交和军事政策领域中出现了独断专行的“帝王般的总统”,威胁着美国三权分立制衡的宪政体制。这种现象引起了国会、新闻媒体和各界有识之士的不安和警觉。新闻媒体对水门事件的揭露,给立法、司法部门制衡总统和白宫幕僚的权势提供了良机。

(二)尼克松是独特的尼克松

  尼克松的家庭背景使他成为一个充满矛盾、复杂多面和多重性格的人。尼克松在约巴林达的贫困家境中长大,他有一个严厉、粗暴的父亲和一位充满慈爱的母亲;他的两位兄弟先后死于结核性脑膜炎,死亡给尼克松的成长投下挥之不去的阴影。这种家庭背景不但使尼克松本能地缺乏安全感和自尊心,而且造就了他多重的性格特征:“尼克松异常地深思熟虑,特别富有同情心、多愁善感,精力旺盛,又宽宏大量;另一方面,他又冷漠而工于心计,缺乏正直、狡猾而善于操纵;此外他还是易怒的、报复心理强的、脾气暴躁的,度量狭窄的。”
   尼克松的从政经历使得他性格中坏的一面得到强化。1960年尼克松首次竞选总统以千分之二的微小劣势败北;两年后尼克松竞选加州州长,又以失败告终。历次竞选的失败,在尼克松内心深处留下深深的创伤,并强化了他多重性格中坏的一面:“他把人生视为战场,确信美国到处都有执意要毁掉他的仇敌”;“他常常不能把不同政见与不忠诚区分开来,他倾向于把政敌看作生死之敌”。这些负面的心理特征“驱使着他努力去实现目标,去赢得成功,去争取胜利。这样,他通过争取胜利和野心勃勃地力求成功以及击败对手,在政治上寻求对自己感情弱点的补偿……政治给尼克松提供了一个通过外部的满足来获得其内部所缺少的某些东西的途径”。尼克松还由此发展了一种“多疑的风格”,甚至基辛格也说,“我们都深知尼克松生来不会完全信任别人的”。尼克松在政治上是现实的和实用的,马基雅维利的名言“政治与道德无关”在尼克松那里名副其实。
   尼克松的上述性格特征和政治观,不仅使他在以微弱优势赢得1968年总统大选后总有一种不安全感,驱使他为赢得1972年大选而敢于蔑视法律,下令广泛地从事各种非法政治破坏活动和搜集情报活动,从而诱发了水门事件;而且还促使他不假思索地卷入了对水门事件的掩盖活动中。将水门事件称之为“三流未遂盗窃案”并非言过其实。它既无人员伤亡,又无机密泄露和财产损失,算不上严格意义上的刑事犯罪案,只是一个涉及党派斗争的政治案。因此,如果水门案犯认罪,并一口咬定此事与白宫无关,按照美国司法审判的常例,他们只会受到罚款和缓期徒刑的判决。但尼克松在其性格影响下一意孤行,屡屡决策失误,把自己置于同立法和司法权、甚至美国民众相对立的地位,从而引发严重的宪政危机并最终被迫辞职。
   其一,水门闯入事件后,一向深思熟虑的尼克松却迅即卷入了掩盖真相的活动中,这显然与尼克松性格中固有的不安全感、工于心计以及善于政治操纵有关。尼克松在其回忆录中承认:“正是在1972年6月底7月初的那些日子里,我开始迈出了最初几步,走上了终于导致我结束总统生活的道路。”尽管尼克松从未承认过在水门事件中有罪,但他晚年在谈到水门事件时曾坦言:“水门事件中让我后悔的事太多了。首先是我在一开始时处理这个该死的事的方式。我跟它毫不相干,不该大动干戈。我应该直接面对美国人民,告诉他们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向他们保证所有有关人员都会付出代价。”
   其二,从1973年7月16日白宫录音带泄密到7月23日尼克松第一次接到要他交出录音带的传票,尼克松有足够的时间销毁所有磁带,但他并没有。“回顾当初,尼克松希望自己毁掉那些录音带,让调查水门事件的人自己去找证据。没有了录音带,他们只能根据传闻提出间接证据;没有了录音带,他们只能暗示存在妨碍司法的行为,但可能无法证明;没有了录音带,尼克松在这个案子上可以有更多的主动权……其实,毁掉录音带本身虽然构成了妨碍司法罪,但这对于尼克松来说无关紧要。”但尼克松显然过于深思熟虑,他“错误地……认为录音带里的材料会为他辩护”,结果“录音带成了绞索,最后我只好辞职”。
   其三,更严重的是尼克松所信奉的马基雅维利“政治与道德无关”的政治哲学,使他屡次对美国人民公然撒谎。1972年6月22日,尼克松首次公开发表其对水门事件的看法时说:“白宫同这次特别事件没有任何牵连。” 8月29日他进一步重申:“我可以断言……白宫的工作人员当中……没有一个人卷入到这个异乎寻常的事件中去。” 1973年5月22日尼克松声称,水门事件后请求中央情报局帮助并非出于政治动机,但1972年6月23日有“冒烟的枪”之称的录音带证明有政治动机,尼克松被证实公然撒谎。“当美国人知道他们的总统向他们撒了谎时,他们的反应比知道总统实际参与了掩盖活动更为强烈”。陈香梅在《我眼中的水门事件》一文中写道:“不少人曾问我:‘为什么尼克松会因为水门事件下台?’我的答案是:‘美国选民能宽恕有过失的领导,但不能容忍说谎的总统。’”
水门宪政危机的影响

  首先,水门事件严重毒化了后水门时代美国的政治氛围,对三权分立的美国宪政体制中总统行政权力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美国总统面临着一种愈加难以驾驭的政治环境:行政官僚系统难以有效地控制和管理;政党系统更加软弱无力,两党一致不复存在;新闻媒体攻击性极强且热衷于挖掘坏消息,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也随之大大降低;而国会日益觉醒,并趁机通过了《战争权力法》《预算和拦截控制法》等一系列限制总统行政权的法案,打破了“帝王般的总统”为主导的宪政体制,使“帝王般的总统”从此一蹶不振。水门事件标志着美国国会和总统之间进入新一轮的“周期性”关系调整时期。尽管“9.11事件”后,美国总统行政权显现出再度扩张的趋势,但总统是否能够重获“帝王般的总统”权力还有待观察。
   其次,特别检察官的正式设立对美国宪政制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水门阴影笼罩下的卡特总统于1978年签署了《政府部门道德准则法》和《特别检察官法》,建立特别检察官制度,授权特别检察官在不受总统控制的前提下,对政府行政部门官员的违法行为进行彻底调查。法案赋予特别检察官令人生畏的巨大权力。他拥有广泛的调查权和传讯权,不仅可以对政府高官的任何违法事项展开调查,而且几乎可以传讯包括总统在内的任何人;他的组织人事权使他得以自己任命所需要的工作人员、诉讼人员等,甚至还可以动用大批联邦调查局探员和地方警察;财政上,独立检察官的调查经费几乎不受任何限制;而且特别检察官一经任命,便不能随意罢免。特别检察官权力之大,甚至令曾担任水门事件特别检察官的亨利·鲁思也极为忧虑:“现在作为特别检察官,我不从任何人那里接受命令,我不直接向任何人汇报正在进行的调查,并且我能够很轻易地滥用我的权力而很少有被发现的机会。”因此,有人认为特别监察官的设立“实质上是创造了一个政府复合式第四分支”。这不能不对美国原有的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产生冲击。
   美国加州大学柏克利分校曾获普利策奖的著名历史学者里昂·里特瓦克教授在评价尼克松时尖锐地指出:“尼克松当然有其优点,但这不成为完全宽恕他的唯一理由,他所涉及的水门事件对美国历史和政治影响太大了。对他完全予以宽恕,将是一大错误。不要忘了,他曾经对美国人民宣战。”水门事件不仅仅是尼克松的个人悲剧,它对三权分立的美国宪政体制的冲击不可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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