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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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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沿岸,古称迦南,包括现在的以色列、加沙、约旦河西岸和约旦。历史上,犹太人和阿拉伯人都曾在此居住过。公元前20世纪前后,闪米特族的迦南人定居在巴勒斯坦的沿海和平原地区,成为巴勒斯坦最早的居民。公元前13世纪未,希伯莱各部落迁入巴勒斯坦,并曾先后建立希伯莱王国及以色列王国。此后巴勒斯坦又先后被亚述人、巴比伦人、波斯人及罗马人占领和统治。公元7世纪,阿拉伯人在战胜罗马帝国接管巴勒斯坦后不断迁入,并被当地土著人同化,逐渐形成了现代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在世界各地兴起,各地的犹太人大批移入巴勒斯坦。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巴勒斯坦沦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英国将其分为两部分:即以约旦河为界把巴勒斯坦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部称外约旦(即今约旦王国),西部仍称巴勒斯坦(即今以色列、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此后,世界各地犹太人开始陆续移居巴勒斯坦地区。在犹太人纷纷涌入巴勒斯坦的过程中,犹太人与当地的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发生过多次流血冲突。1947年11月,联合国通过第181号巴勒斯坦分治决议。决议规定,在2.7万平方公里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犹太国和阿拉伯国,耶路撒冷国际化。1948年5月14日,以色列国宣告成立。由于这项决议遭到巴勒斯坦人以及阿拉伯方面的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国却未能诞生。

以巴分治和以色列建国

公元70年,古罗马大军占领耶路撒冷,摧毁犹太教圣殿。公元135年,犹太人被逐出巴勒斯坦,由此开始了持续1800多年的漂泊生涯。从被逐出故土那天起,犹太人就没有忘记过重返故园。

19世纪末,欧洲出现了大规模反犹太主义浪潮,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潮和运动也由此相应兴起。1881年,俄籍犹太医生平斯克尔出版了《自我解放》一书,提出了建立犹太民族国家的想法。该书被认为是犹太复国主义的发端。1896年,匈牙利犹太律师赫茨尔又出版了《犹太国》一书,完整地提出了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针对当时欧洲到处可以听到的“犹太人滚出去”的口号,他这样写道:“我现在要以最简单的形式提出这个问题:我们现在要‘出去’吗?到哪里去呢?”“应该把地球的某一部分的主权授予我们,其面积足以满足一个民族的正常需要;其余的事情将由我们自己来做。”赫茨尔的著作在犹太人中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但这个民族家园究竟建在何处,犹太人内部也有过分歧。他们设想过在南非和阿根廷,还认真考虑过乌干达,并为之进行过投票。直到1897年8月29日在瑞士巴塞尔召开的第一次世界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才将其最终定在犹太人心目中的文化根——巴勒斯坦。

这次大会提出,犹太人应建立“一个得到公众承认的、有法律保障的家园(或国家)”。与此同时,“世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成立并开始活动。他们组织犹太人向许多世纪以来阿拉伯人聚居的巴勒斯坦移民,并成立了“犹太国民基金”和“巴勒斯坦土地开发公司”等相应机构。这次大会召开的1897年,被认为是犹太人将自己的家园梦想开始付诸实践的一年,也被认为是巴以争端的开始之年。

以色列宣布建国后,阿以之间爆发了5次大规模战争。以色列通过战争占领了包括耶路撒冷在内的大量的巴勒斯坦领土,数百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被逐出家园,沦为难民。长期以来,以色列在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实施犹太移民政策,大量兴建犹太移民定居点,力求通过改变其占领领土上的人口结构,建立一个大以色列国。

为了恢复民族权利,重返家园,巴勒斯坦人开始了武装斗争。1964年5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成立,其目标就是要在“巴勒斯坦领土上消灭犹太复国主义”。从此,巴勒斯坦开始了反对以色列入侵的武装斗争。多年的战争使双方认识到,谁也无法消灭谁,战争解决不了问题。在国际社会的斡旋下,巴以双方开始寻找政治解决的途径。

1991年10月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阿以间开始艰难的和平谈判。在阿以和谈中,巴以和谈是构成中东和平进程的关键。1993年9月,巴以双方签署了第一个和平协议-巴勒斯坦自治《原则宣言》以来,双方还签署了一系列协议,然而这些协议由于以历届政府的有意拖延而未能彻底执行。尽管根据有关协议,1994年5月巴勒斯坦开始自治,但关于巴勒斯坦最后阶段谈判却因双方在耶路撒冷的归属、犹太人定居点、巴勒斯坦难民回归、巴以边界划定等棘手问题上分歧太大,巴以双方至今没有达成永久性和平协议。

2000年9月,以强硬派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巴以流血冲突,特别是2001年3月沙龙政府上台以后,由于沙龙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政策,巴勒斯坦一些激进组织针对以色列人制造了一系列“恐怖活动”,致使以色列采取了强烈打击报复,巴以双方陷入报复与反报复的恶性循环。

中东和平进程

为了恢复民族权利,重返家园,巴勒斯坦人开始了武装斗争。1964年5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简称“巴解组织”)宣告成立,开始反对以色列入侵的武装斗争。此后,巴解组织改变谋求建国的斗争方式,开始以和平谈判来实现建国的漫长历程。

1988年11月15日,巴解组织全国委员会第19次特别会议通过《独立宣言》,宣布建立以耶路撒冷为首都的巴勒斯坦国。此后有130多个国家先后承认巴勒斯坦国。由于没有自己的领土,巴勒斯坦国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国家。

1991年10月马德里中东和会召开,阿以间开始艰难的和平谈判。这是阿拉伯国家与以色列第一次坐到一起试图解决长达40多年的冲突。这次会议构筑了中东和谈的基本框架——和谈分成双边会谈和多边会谈两个层次,确立了以“土地换和平”的基本原则。1993年9月13日,巴以双方第一个和平协议——巴勒斯坦自治《原则宣言》在华盛顿签署。根据协议,巴勒斯坦人首先在加沙-杰里科地区实行自治,临时过度期为5年。

根据1994年5月,巴以双方签署的关于实施加沙-杰里科自治原则宣言的最后协议,5月4日巴勒斯坦开始自治。1995年9月巴以双方签署了塔巴协议,以色列军队先后撤出约旦河西岸的7座主要城市,由巴方自治。1996年5月4日,巴以开始就关于巴勒斯坦最后阶段谈判进行了首轮会谈。

但以色列在1996年6月内塔尼亚胡执政后,背弃以“土地换和平”的原则,强调以“安全换和平”的原则取而代之,使中东和平进程停滞不前。尽管巴以先后签署了《希伯伦协议》和《怀伊协议》,但终因以政府的拖延而未能彻底执行。1999年5月,巴拉克当选以色列总理。为落实怀伊协议,巴以签署了《沙姆沙伊赫备忘录》,双方同意1999年9月13日开始最终地位谈判,并于2000年2月15日前就耶路撒冷地位等问题达成框架协议,9月13日前达成最终协议。由于以方蓄意拖延,协议条款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2000年7月巴以美三方首脑会晤在美国马里兰州的戴维营举行。因涉及耶路撒冷地位、边界划分、犹太人定居点前途、巴难民回归以及水资源分配等棘手问题,会谈未能达成协议。同年9月28日,以色列强硬派领导人沙龙强行进入伊斯兰圣地阿克萨清真寺,引发了巴以间一场旷日持久的流血冲突。2001年3月沙龙政府上台以后,巴以关系更加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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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以(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是中东地区冲突的热点之一,冲突的背后隐藏着深刻的历史根源,既有宗教的、民族的因素。更重要的是大国干预等外部因素,各种因素互相影响、激化,使得巴以冲突的复杂性非同一般。其中,两个民族对同一块土地提出了排他性的主权要求是根本原因。犹太移民定居点问题和耶路撒冷地位问题则是巴以和平之路上的严重障碍。这些问题若不解决。巴以冲突就不会停止。中东也难以实现真正的和平。

综观历史和现状,解决巴以冲突的困难有来自巴、以内部的,也有来自外部的,具体而言如下:

 

(一)巴勒斯坦。目前巴勒斯坦是分裂的,阿巴斯领导的民族权力机构控制了西岸,而哈马斯则控制了加沙地带。2006年初巴举行议会大选后,哈马斯获多数票而组阁,过去一直作为巴斗争主流派的法塔赫则沦为在野党,这一结果反映了巴人民的政治心愿。作为执政党,哈马斯需要制定治国理政大策,以改变巴人民的痛苦境遇。2007年6月,哈马斯将法塔赫赶出加沙,加深了两派的分裂,实际上削弱了巴方的力量,不利于对外斗争,也不利于争取民众的支持。各方为调解双方矛盾做了不少努力,如2008年2月23日,也门总统萨利赫提出了“也门倡议”,内容包括结束哈马斯对加沙地带的单方面控制、提前举行大选、恢复对话、重组巴民族联合政府和巴安全部队等。同年3月22日,巴解组织和哈马斯代表团在也门首都萨那会晤,未能就“也门倡议”达成一致,主要分歧集中在要求哈马斯放弃对加沙单方面控制问题上。巴解组织自然支持这一内容,哈马斯方面则不同意放弃。因为如果接受这一点,那就意味着他们独占加沙行动是错误的,这将失去部分支持者和影响力。同时,放弃加沙将使哈马斯在内外较量中失去一个有分量的筹码。 

 

(二)以色列。激进势力对以当局的牵制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主要的战场在议会。以议会由120名议员组成,代表了不同党派,这些党派在巴以冲突中都有自己的立场,如利库德集团主张对巴方采取强硬立场,全国联盟党、全国宗教党也持相同立场。前总理沙龙脱离利库德集团,另组前进党,采取了较为温和立场,主张同巴方谈判,提出了单方撤离的政策。这些不同的立场都会在议会内有反映、有斗争,也代表了以色列人的不同主张和要求。在2006年3月举行的议会选举中,奥尔默特领导的前进党得票最多,成为议会第一大党,但仅占29席,不得不同工党(19席)、沙斯党(12 席)、养老金领取者党(7 席)、我们的家园以色列党(11 席)组成联合政府,后者因政见不合退出政府,故现政府在议会中仅占67席,是微弱多数。这几个党代表了不同的利益集团,一有风吹草动,联合政府就要解体,所以奥尔默特在同巴方谈判中不得不小心翼翼,以免触及有关方面的利益。可见,不同党派对政府的影响和作用也不可小觑。

 

(三)美国。美国在中东的作用众所周知,在巴以冲突问题上更是扮演了重要角色。“911”

后美国全力发动了阿富汗、伊拉克两场战争,安纳波利斯会议的召开,说明美已将巴以问题提上了日程,被认为是美在中东政策的调整。但这一调整是在被动情况下进行的,是为形势所迫,主要原因是:其一,美国自2003年3月20日入侵伊拉克以来,不但其战争的非法性、以及战后美控制下的伊局势混乱遭到国际社会谴责,美本身也深陷伊战场而不能自拔,是冷战后美卷入最深的战争,遭到国内广泛反对,反战之声不绝于耳,也成了下一届总统竞选的话题。从目前形势看,美在伊拉克不仅是战场上受挫,也是战略上受挫。美发动这场战争并不像人们开始估计的那样简单,仅仅是为了石油,其主要目的一是为了确立其全球霸主地位,“顺我者昌,逆我者亡”;二是为了在中东、尤其在阿拉伯国家中找一个立足点,以同以色

列相互呼应。现在看均未得逞,不得不返回来又在巴以冲突问题上多做点文章;其二,美国在反恐的旗帜下打了两场战争,以为用武力就可以遏制住恐怖活动,但事与愿违,恐怖活动在全球不减反增。伊境内的许多爆炸事件是针对美军占领的,是一种抗击行动,而由占领引发的教派冲突,往往一声爆炸就夺去数十人的生命。更有甚者,欧洲有些国家也面临恐怖袭击的威胁。在武力镇压效果不显著的情况下,美国于2004年初推出了“大中东计划”,认为如果一个国家实行了民主制度就能铲除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计划”提出后,遭到阿拉伯国家强烈批评和抵制。他们强调,改革问题应源自内部,不应由外部强加。同时,不少阿拉伯国家领导人明确指出,巴以冲突才是中东一切问题产生的根源,抛开巴以问题而奢谈什么民主改革,是舍本逐末。欧洲许多政府也持此观点,它们认为:“巴以冲突是中东地区滋伊斯兰极端势力和恐怖活动的根源,要想取得‘反恐’战争的胜利,就必须尽早公正地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美国在软硬两手都失利的情况下,不得不把解决巴以冲突问题前置;其三,美国在阿拉伯人中的不满意度逐年上升。自伊拉克战争后,美国马里兰大学和佐格比民调中心每年都进行民调,阿拉伯人对美国的厌恶感一年比一年强烈。

 

(四)伊朗。美国打了一场伊拉克战争,却使伊朗获益并在地区坐大。美推翻萨达姆,帮伊朗去除了一个宿敌,什叶派在伊拉克得势,两伊均成了什叶派掌权的国家,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显而易见。在2008年3月下旬,伊拉克什叶派反美武装“迈赫迪军”与政府军、美军以及对立的另一支什叶派武装“巴德尔旅”在巴士拉城爆发了大规模冲突,是伊朗出面进行了调解。据美联社报道,伊朗安排冲突各派高级领导人在圣城库姆进行了对话,伊朗方面表示:“什叶派各派的团结关系到伊朗的重要利益。”伊朗不仅在伊拉克问题上发挥着重要作用,也由于宗教及政策取向等原因而同叙利亚、真主党、哈马斯等国家和党派、组织的关系都很密切。盘点2007年的中东形势,在一些有斗争、有冲突的大事件上几乎都有伊朗的影子。2008年年初,内贾德总统先后出席海湾合作委员会首脑会议、访问伊拉克,十分活跃。阿拉伯国家特别是海湾国家,对伊朗保守力量执政一直心存疑虑,未失警惕,同时又愿意同伊朗接触,原因可能是:伊朗敢对美国说“不”,反映了他们的心态;伊朗支持巴人民事业,反对以色列的态度坚决;通过接触同伊朗保持良好关系。

在对待以色列问题上,伊朗一向持强硬立场,内贾德总统不止一次说过,要“将以色列从地图上抹掉”。2008 年 4 月上旬,以色列基础建设部长伊利瑟警告,伊朗对以色列采取任何攻击行动,“将导致伊朗毁灭”。伊方立即由军队副司令阿什塔亚尼作出回应:“如果以色列对伊朗采取任何形式的军事行动,我们都会将以色列从这个世界上彻底铲除。”伊、以这种紧张关系,对巴以和谈自然会起到某种牵制作用。

 

对解决巴以问题的几点思考

 

 多年来,巴以冲突处于一个怪圈中,从表象看是,冲突-谈判-失败-再冲突;从心态看,每次谈判都会燃起一种希望,希望破灭后带来的是绝望,绝望又会催生激进的反抗,然后再进行谈判,又萌生新的希望。怪圈不破,暴力行动、以暴制暴、定点清除、武力屠杀就不会停止,受难的还是两国人民。人们希望尽快结束这种日子,这就要求有关各方有大局观和紧迫感。

 

(一)巴以双方实力相差悬殊,“以强巴弱”态势越来越明显,不可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和谈。以方有健全的国家体制、训练有素的军队、无孔不入的情报部门、发达的经济,国外有大批的犹太人在支持着这个国家,在美国的犹太人院外集团影响之大,令人惊叹。反观巴方,在这些方面均无法同以相提并论,政体上运作的是民族权力机构,经济上基本受以控制,以方一停止燃料供应,巴方百姓生活就艰苦万分,港口、码头均控制在以方手中,出口要经过以方,然后由以方每月返还税款4000~5000万美元。不少巴勒斯坦人每天去以色列打工,养家糊口。从外部条件讲,阿拉伯国家对巴的处境是同情的,对他们进行的斗争从政治上、财政上、道义上都是给予支持的,但这种支持同美国犹太人院外集团对以的支持不能相比,前者只是对巴单方面的一些具体支持,后者则会影响到美国对此问题的政策。更何况阿拉伯国家内部还有不少问题,分散支持巴的精力,或因各方所持观点不同而削弱了支持力度。谈判就要有取有予,妥协也要有资本,而巴方似没有什么可以制约以方、用来讨价还价的资本,用决议、协议等文字说事,事实已证明没有多大分量。因此,对巴方来说,谈判是一个艰苦的过程;对以方来说,因它完全掌握着事态的主动权,所以该对谈判负有更多责任,作出更多的努力。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拉宾总理访华时,中方就曾表明过这一观点,因为以色列毕竟还占领着阿拉伯人的土地。在安纳波利斯会议期间,奥尔默特总理表示,以方要作出痛苦的妥协,以在2008年完成谈判进程,实现与巴勒斯坦和阿拉伯人民的和解。阿巴斯希望双方的方案应以结束占领和建立独立的巴勒斯坦国为基础。希望双方的努

力和愿望能实现,因为世界发展很快,各国都在发展经济,巴以人民何时也能过上安定、富足的生活,应该有一种紧迫感。

 

(二)希望美国政策的调整真正能推动这一冲突的解决。这里用“希望”二字,是因为美国想当世界领袖的政策不会变;美国掌控中东事务的主导作用不会变;美国偏袒以色列的立场不会变;美国对哈马斯的强硬态度也不会变。如果有这样多的“不会变”,则很难推动事态的发展。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它国力强大、经济雄厚、科技发达,都属世界第一,也受到各国尊重,就是总以领导者自居。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是平等的,谁也不愿意有人对自己指手画脚。一向倡导民主观念的美国也应当在国际关系上讲点民主,而不是搞一家说了算。既然要想主导中东事务,就应有一个公正立场,不能有所偏倚。2006年初哈马斯按民主程序当选执政,美国立即予以抵制,这在阿拉伯国家中引起很大负面反应:你可以不同意哈马斯的政策取向,但不能否定巴勒斯坦人民的选择,更不能搞双重标准。如果美国想在解决中东问题上多借助其他国家的力量和影响,就要改掉颐指气使的做法,放下领导者自居的架子,与各方平等协商,改变偏以立场,解决巴以争端,这才是大局。

 

(三)摆在巴以面前的有“中东和平路线图”和“阿拉伯和平倡议”等诸多方案,不论哪一个得到落实,都能推动巴以和平进程。“路线图”是2003年4月30日递交给巴以双方的,它分三个阶段,对双方实现停火、结束暴力冲突、巴方打击恐怖活动、进行政治改革、以方撤出 2000年9月28日后占领的巴领土、拆除2001年3月后建立的定居点、边界划分、耶城地位及难民回归等内容均作了规定,并且有明确的时间要求,在第三阶段(2004~2005)双方要达成最终协议、划定边界、建立巴勒斯坦国。至今已逾三年,巴勒斯坦建国仍未实现,其他方面也无进展。“阿拉伯和平倡议”的提出早于“路线图”,“倡议”于2002年在黎巴嫩召开的第十四届阿拉伯峰会上被通过,2007年又在利雅得召开的第十九届峰会上被重申。这一“倡议”一直被美以方面拒绝。“倡议”要求以色列做到以下三点:撤军至1967年6月4日的边界;根据联大194号决议解决巴难民问题;接受巴勒斯坦建立享有主权的独立国家,首都为东耶路撒冷。阿方则承诺“在全面和平框架内与以色列建立正常外交关系”。“倡议”中有两点非常重要,即阿方不再对整个耶城提出要求,仅要求耶城东部为巴国首都;谈到了阿国同以色列建交的可能性。这两点都超过了“路线图”的内容。美国纽约大学世界事务研究中心艾伦·本·梅耶(Alon Ben-Meir)教授 2008 年出版了一本关于《阿拉伯和平倡议》的新书,他主张以色列政府应该接受该倡议,因为它“完全满足了以色列对和平的诉求,既保证了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保留了以色列犹太民族的特性、保证了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的完整性,也接纳了巴勒斯坦人并同阿拉伯国家实现关系正常化。”只要巴以双方对和平抱有诚意,总会在不同的协议、倡议、决议等文件中找到积极的因素,推动和平进程。

 

(四)巴勒斯坦内部的团结对达成和平协议至关重要。只要各派都能看到收复失地、建立巴勒斯坦国是恢复合法民族权利的基本点,是大局,就会放弃派别利益的考虑,从大局着想,从巴勒斯坦人民的利益着想而团结起来。内部不团结则无法同以方达成任何协议即使达成协议,内部也会麻烦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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