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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战争五周年,民族和解进程依然举步维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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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拉克战争即将满5周年的前夕,伊拉克各政治派别约350名政治领导人3月18日在首都巴格达举行会议,讨论消除宗派分歧以及推进民族和解问题。然而,当天伊拉克逊尼派政治联盟“共识阵线”、什叶派“萨德尔运动”等党团却宣布抵制了这次会议。分析人士认为,这一情况说明,伊拉克推进民族和解进程的努力仍然举步维艰。
为期两天的民族团结会议当天在巴格达由美军防守的绿区开始举行,包括总理马利基和议长马什哈达尼等伊拉克领导人,以及来自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等不同政治派别的领导人出席了当天的会议。此次会议的目的在于讨论如何推进民族和解的政治进程,从而实现安全、国家重建和主权完整。马利基在会议开幕致词中对伊拉克形势做出了乐观的评估。他说,伊拉克的形势正在得到改善,内战的威胁已经成为过去。他表示,逊尼派和什叶派之间已经实现了和平,人们因为不同宗教身份而遭到杀害的危机时期已经过去。
  马利基呼吁各方为推进民族和解而努力。他说,民族和解不是要损害任何团体的利益,而是要为伊拉克带来安全。他说,民族和解不是政治口号,而是一种重建伊拉克的战略构想。马利基敦促政府中的各个派别抛弃对民族和解的怀疑态度,各派议员应该将观念上的分歧看作政治上的进步,而不是对国家统一构成威胁的纷争。马利基还指责某些人袖手旁观、甚至还在试图破坏和解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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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这次会议遭到了部分逊尼派和什叶派政治团体的抵制。逊尼派政党联盟“共识阵线”发言人阿卜杜拉当天对会议的召开表示质疑。他说,在此前达成的很多协议都没有得到落实的情况下,怎么能够提出新的建议。除非伊拉克国民议会接受“共识阵线”的政治条件,否则他们不会派人出席会议。此前,“共识阵线”一直指责马利基领导的什叶派政府未能释放那些没有被指控犯有特定罪行的在押人员,未能解散什叶派民兵武装,更没有充分地将逊尼派议员纳入有关安全问题的决策过程。而什叶派“萨德尔运动”在国民议会的领导人鲁巴伊虽然出席了会议的开幕式,但随后便宣布退出。他对会议的实际意义也表示了质疑,称这一会议只是政府进行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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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本次会议是在美国副总统切尼和共和党总统候选人麦凯恩突访伊拉克之际举行的,这一点并非巧合。美国政界和军方一直在利用各种机会、在各种场合表明一个基本立场:即目前是利用去年下半年以来伊拉克安全形势有所改善的情况,推进民族和解的重要机遇期。然而,在目前逊尼派等政党尚未重返政府,伊内阁仍有约半数部长职务空缺,马利基政府还没有摆脱政治危机的背景下,无论美方如何施压,伊拉克民族和解进程仍然很难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分析人士指出,未来几个月,伊拉克仍将面临着诸如决定中央与地方政府收入划分比例、制定《石油法》、修宪、举行地方选举等重大问题。如果伊拉克政府不能尽快摆脱目前的政治危机,推进政治和解,改善社会民生,伊拉克国内安全局势不会得到根本好转,伊拉克民族和解进程的推进仍将会是十分困难的。

 

  民族问题关系到国家的团结、稳定和统一,纵观全球一些热点地区发生的冲突和战争,大都与民族问题处理不当或外国势力插手民族纠纷有关系。凡是民族问题处理得不好的地方,都不同程度地出现了问题或乱子。阿富汗、索马里、伊拉克、卢旺达、车臣、科索沃等国家和地区,都因民族问题而陷入长期的动乱。在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过程中,某些民族分裂势力成了西方敌对势力搞垮社会主义的工具。即使像英国、西班牙、法国、加拿大等一些西方国家,也长期受一些民族问题的困扰,不时出现各种事端甚至流血冲突。
 



第三章 第三讲 国家与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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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组成现代国家的基础,无论是在单一民族的国家中,还是在多民族的国家中,只要存在国家,民族就是普遍的表现形式。虽然民族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范畴,但两者在现实生活中,总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的。一个国家在治理中,如何理解和处理民族问题,既直接影响到一国内部政治局势的稳定和政治生活的发展,又直接影响到国家间关系的稳定和国际局势的变化。因此,考察民族这一社会历史现象,分析民族问题对国家政治生活的影响,是政治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民族的一般特征和历史发展


研究民族问题,先要了解民族的定义、特征和历史发展。人们常常在广义和狭义上使用民族概念。当人们讲中华民族、德意志民族时.指的是同国家概念联系在一起的广义上的民族。它是—个国家范围内的各个民族的总称。当人们讲汉族、日耳曼民族时,则是指狭义上的民族。
  到目前为止,人们比较认同的是斯大林提出的狭义的民族定义:“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向体。”
  根据斯大林的定义,民族具有四个方面的一般特征,即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共同心理素质。以上四个方面的特征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制约,是一个有机的统一整体,不能将它们割裂开来孤立地加以认识。一般来说.在民族的形成过程中,共同地域作为生存空间和自然环境,是民族其他特征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共同经济生活是形成民族的物质基础。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才会有共同的语言、共同的心理素质,也才会维系共同生活与生存空间。共同语言对共同心理素质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两者反过来又会促进共同地域的巩固和共同经济的发展,并突出地显示民族共同体的稳定性。
  民族有自己形成的历史和原因。马克思主义认为,作为一种社会历史现象的民族不是从来就有的,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人类最初并没有划分为民族。原始社会中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氏族和部落是人群共同体的最早的形式。民族则是在原始社会末期,才逐渐形成的。民族的出现是多种原因在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中相互作用的结果。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剩余产品的出现,在自然分工的基础上产生了农业、畜牧业、手工业之间的社会分工。分工的逐步细化促成越来越频繁的商品交换。在经济活动的驱使下,氏族成员之间的流动性增强,并开始混杂居住。与此同时,剩余产品的增多和私有财产制度的确立,不仅使氏族、部落内部产生贫富分化,而且使物质利益的冲突逐渐演变成不同的氏族、部落之间的争战。为了掠夺他人的财富或防御他人对财富的掠夺,一些关系密切的部落联合起来,结成了日趋牢固的部落联盟。这一组织形式比个体成员的杂居更进一步地打破了部落之间的壁垒。于是,原始的血缘关系越来越松散,而在共同的生产和交谈中形成的共同经济生活逐步占据主导地位,过去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地域范围被以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地域范围取代。经济交往和社会交往的扩展与加深,产生出沟通各部落之间的方言的要求。适应这一要求,在吸收各部落方言有用词汇的基础上形成了一种新的公共语言。最后,随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文字的形成,各氏族部落成员通过日益密切的情感和思想交流,又逐步形成了共同的风俗习惯、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至此,人群共同体的形式就发生了质变,民族就基本形成了。但构成民族的四个特征要得到进一步发展,并最终凝聚为稳定的人类共同体,还要由民族自身之外的国家力量来完成这种结合。因此可以说,民族的形成过程是同从氏族制度向国家过渡的过程相伴随、相一致的。
  从氏族部落发展成民族是民族起源的一般规律。但民族并不是一经形成就固定不变的。它和任何历史现象一样,“是受变化规则支配的。”由于战争、迁徙、自然灾害、民族间通婚以及周围民族影响等方面的原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些旧的民族消失了,一些新的民族又不断产生出来。这些新的民族不是由部落发展而成的,而是在更高的社会生产力水平上,由原来的古老民族经过同化、分化与重新结合而形成的。这是民族形成的特殊规律。
  民族在历史发展中,出现了不同的类别。根据社会发展的水平和程度,民族的历史发展大体可以划分为古代民族和现代民族两种基本类型。古代民族包括奴隶制时代和封建制时代的民族,有着双重特征。一方面,同原始部族相比,它摆脱了血缘纽带的束缚,而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依赖共同经济生活、共同语言文字、共向文化传统和共同心理习性而形成自己的民族意识。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生存于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社会结构之中,它同现代民族相比,又存在着种种局限。经济上的自给自足和分散经营,政治上经常性的割据和分裂状态,交通往来、信息交流、文化传播上的诸多障碍、隔阂与不便,使古代民族得以自我聚合的经济联系、政治联系和文化联系发展得还很不充分。在分散和割据状态特别严重的国家或地区,对家族、村社、等级、领地等群体的认同与忠诚,常常被置于对民族的认同与忠诚之上。这不仅导致了民族视野的模糊,而且造成了民族意识的不统一和不完整。
  现代民族包括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民族两大类型。资本主义用商品经济打垮了封建的生产关系,从而也改变了过去由于封建割据和闭关自守的自然经济所造成的分散隔绝状态。于是,原先居住于同一地域,并在经济生活、语言文字、文化传统、心理素质等方面具有共同性的人们,在更为经常、广泛、深入的商品交换和社会交往中,结成了更为稳定的民族共同体。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从这个角度来说,现代民族“不是普通的历史范畴.而是一定时代资本主义上升时代的历史范畴”。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经济基础造成了资本主义民族内部不可调和的阶级矛盾。占据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不仅对内剥削民族中的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者,而且对外掠夺和压迫其他民族。与之相反,社会主义革命推翻了剥削制度,建立了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体的经济基础,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成了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力量。在这种新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民族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不仅更加密切,而且获得了全新的内容。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已从根本上消灭,各民族平等团结、共同发展,组成了和睦、友好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二)民族问题是社会政治总问题的一部分


  自从有了民族,便产生了民族问题。所谓民族问题,是指民族从形成、发展直到消亡之前的各个阶段,不同民族或民族集团之间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力式、风俗习惯诸方面因一系列矛盾而引起的问题。它表现为诸如民族隔阂、民族歧视、民族纠纷、民族压迫、民族斗争和民族运动等形式和现象。从本质上说,民族问题属于社会历史范畴。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和社会条件下,它只有不同的内容和表现形式。若把民族问题纳入社会发展的总体过程中来考察,可以将其产生根源概括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民族差异。这是产生民族问题的自然前提和客观原因。民族作为一个特殊类型的人群共同体,往往具有相互关联的双重品格。从内部来看,民族成员基于共同的语言、地域、经济生活和文化心理而结合起来,由此表现出高度的内聚性和统—性。但从外部来看,民族与民族之间在经济方式和水平、生存环境、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道德观念、文化传统、风俗习惯和心理状态等方面又各有不同的特点,从而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和某种程度的排他性。在历史上,国家政治统治者一方面宣扬本民族价值至高无上的自豪与自尊;一方面灌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忧思与警觉,这是其进行民族意识培养的两个重要内容。因此,民族特性的差异潜伏着民族问题的基因。一旦遇到某种社会历史条件的刺激,它就会以隔阂、纠纷、摩擦乃至冲突的形式外化出来。这是民族问题长期存在的原因。


  第二,剥削制度。这是阶级社会产生民族压迫的深刻根源。在阶级社会中,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民族压迫和民族不平等,其根本原因是剥削制度。“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一些同家剥削另一些国家的条件。”在阶级社会里,民族成员出于在经济结构中占据不同地位而划分为两个主要的部分,即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作为统治阶级的剥削阶级出于狭隘私利和贪婪本性,不仅统治和剥削本民族的劳动大众,而且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冒充整个民族的代表去侵略、压迫其他弱小和落后的民族。从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到资本主义社会,旨在掠夺土地、财富或争夺市场、原料产地的民族征服与殖民扩张,都是在统治阶级贪得无厌的剥削本性的驱使下发动和进行的。从这个意义来说,民族压迫实质上是阶级压迫的继续和延伸,要消灭民族压迫必须首先铲除剥削制度。


  第三,各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问题依然存在的主要原因。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特性的差异依然存在。民族平等虽作为原则和制度得到确立,但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各民族在经济和文化发展水平上的差距,使它们在享受法律赋予的平等权利的同时,还存在着事实上的不平等。这是社会主义社会产生民族问题的主要原因。在社会主义社会,只有持续地进行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在承认民族差别、兼顾民族特性的基础上建立和巩固平等互助的民族关系,大力帮助落后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实现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和谐和真正平等,才能使民族问题逐步得到解决,最终为民族融合铺平道路。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族问题不是孤立的抽象存在物。它与特定的时代条件相关,是社会政治发展总问题的一部分。民族问题同社会政治发展总问题的核心,即革命和政权问题的密切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从民族问题对革命和政权问题的依赖性来看,民族问题如何解决,在什么程度上解决,受当时社会政治总问题的制约。

  另一方面,从氏族问题在社会政治发展总问题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来看,民族问题解决得好坏,将关系到革命能否成功、政权是否稳定,对于国家的治乱兴衰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


民族问题同阶级问题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两类问题。一般说来,阶级的划分比民族的划分更为深刻,但民族问题的存在却比阶级问题更为广泛和持久。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那种因阶级剥削而产生的民族压迫已被消除,但是,由于民族特性的差异以及各民族间事实上的不平等所产生的民族问题,却将长期存在。就性质而言,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问题一般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可以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加以解决。然而也应看到,由于国际上还有帝国主义和霸权主义,在国内政治生活中也还存在一定范围的阶级斗争,国内外敌对势力总要千方百计地挑拨民族关系,破坏民族团结,所以,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民族问题在一定范围和一定程度上也带有阶级斗争的性质,尽管这种斗争的对象和规模不能同剥削阶级消灭以前的状况等量齐观。另外,执政党在制定民族政策、处理民族问题的时候.如果受错误路线的干扰或者采取了不恰当的方法,也有可能在某一时间、某一局部或某一问题上造成民族矛盾的激化,甚至发展为对抗,危及国家的生存。因此,民族问题是一个关系到国家治乱兴衰的重大问题。只有在政治上正确地处理和解决民族问题,才能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 (三)民族自决权与国家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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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和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在文明社会,国家离不开民族,民族也离不开国家。
  第一,国家是民族巩固和相对稳定的基本前提。民族的起源虽然很早,但它最终形成为稳定的共同休,往往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整合。国家的建立通常意味着领土疆域的统—与完整,这就为民族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相对稳定的地域空问。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国家通过它的组织活动,强有力地促进着民族内部的共同经济联系,从而也使共同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文化传统和心理素质不断地得到加强。如果说,民族的特征在民族开始形成的时候是仅具雏形的话,那么,在国家产生以后,民族的特征则发展得越来越成熟了。一些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民族,在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往往打上国家力量的深刻烙印,如中华民族;而许多近代民族的形成,则同民族国家的建立有直接关系,如美利坚民族和法兰西民族即是这种类型的代表。
  第二,民族的构成是选择国家结构形式的影响因素。民族是组成国家的基本要素,国家总是由一定的民族构成的。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其民族构成形式常常影响着国家的结构形式和政体形式。比如,世界上许多实行联邦制的国家,像苏联和南斯拉夫,大多是由于多民族因素导致的。也有一些国家存在众多民族,在实行单一制时,同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
  第三,国家的变迁为民族的分化与组合创造了外部条件。民族作为一种特殊形式的人群共同体,其稳定性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在历史上,纯粹单一的民族只是存在于最早的某一时期,而不可能一直纯而又纯地延续下来。不少民族实际上是包含了许多民族血统的融合性民族。所以,民族的分化与融合是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经常性现象,这种现象往往是伴随着国家的变迁而发生的。国家的合并与发展,为民族的融合与分化创造了条件。本来属于统一的民族,由于国家的重新划分,常常被分解为不同的部分,从而形成为不同的民族。而原来属于不同民族的人们,又往往由于国家的变动而被一种新的共同的利害关系联系在一起,重新结合为一个新的民族。
  第四,多民族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是国家结构变化制约因素。进入20世纪90年代,世界范围内的多民族国家中的民族冲突愈演愈烈。据不完全统计,单是1992年全球发生的29起大规模的战争中,就有25起是属于国内的民族冲突。这种激化的国内民族冲突,不仅使民族国家政局不稳,严重的会导致国家的分裂。如克族与塞族的冲突使前南斯拉夫分裂出波黑和克罗地亚两个国家,继而发生的塞族与阿族的冲突,又一次使新的南斯拉夫联邦面临分裂的危险。
  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产生出民族自决权的问题。各民族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特殊文化和特殊心理,由此产生了程度不同的民族自治要求,这种要求反映在政治行动和制度框架上,便是民族自决权以及与之相关的国家结构形式问题。所谓民族自决权,指的是每个民族在自主的基础上安排自己生活的权利。但这种权利的具体行使,则因特定条件的差异而可能是多种多样的。每个自主安排自己生活的民族,可以同其他民族一起建立统—的单一制多民族国家,也可以建立多民族政治联盟的联邦制国家,或者在特定条件下完全分离,建立自己独立的民族国家。
  像其他各种民族问题一样,民族自决权是与社会政治总问题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时代条件不同,民族自决权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各不相同。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民族自决权本质上是一项资产阶级民主原则。它反映了作为被压迫民族的资产阶级渴望建立独立民族国家以发展资本主义的要求。
  列宁认为,在帝国主义时期,民族自决的内容更新了。首先,民族自决权是被压迫民族在政治上同压迫民族分离的权利。其次,民族自决权并不等于分离、分散、成立小国家的要求。民族自决的根本目的是反对民族压迫,实现各民族平等的联合,因此决不能将它无条件地等同于“要求分离、分裂、建立小国。”再次,不能把民族自决问题同某个民族实行分离是否适当的问题混淆起来。在把民族问题同社会政治总问题联系起来考察和研究时,必须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利益出发来确定某个民族是否需要分离和何时适合分离。
  与社会主义条件下民族自决有关联的是列宁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民族区域自治。民族区域自治是建立在民主集中制的基础之上的。马克思主义在国家结构问题上坚持民主集中制就是坚持统一而不可分裂的共和国。同时在集中制基础上实行民族自治则是适宜的和必要的。坚持“民主集中制,不仅不排斥地方自治和具有特殊的经济和生活条件、特殊的民族成分等等的区域自治”,相反,“一个民族成分复杂的大国只有通过省的自治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当然这种民族区域自治应根据当地居民自己对经济条件、生活条件、民族成分等方面的估计,来合理确定自治区的界限,以及和整体国家结构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把民族自决权的根本目的归结为实现各民族平等的联合,这同资产阶级的民族观和民族政策是根本对立的。在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方面以更为隐蔽的形式对落后国家和地区进行新型的殖民控制与掠夺;另一力面又借口民族自决,到处制造民族分裂,干涉和侵犯别国的主权。加上一系列复杂的历史原因和社会原因,民族冲突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变得异常尖锐和剧烈。尽管在国际社会中,经济全球化日益显著,但是在一些国家内部,狭隘、激进的民族主义却造成了同样显著的分裂化。面对这一严酷的现实,有必要对民族自决原则和当代国际关系的变化作进一步的反思。具体说来,有以下三个问题: 


  第一,民族自决与国际正义。如果说,民族自决意味着每个民族都有自主安排自己生活的权利,那么,坚持这一权利,无疑最充分地体现了各民族的自主意识。在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疆界并不与民族特质的分界完全重合。许多国家由若干民族所组成,而且同一民族分布在多个国家中是普遍现象。因此.尽管各民族多半都有自我治理的意愿,但是倘若把民族和国家混同起来,认为每个民族都必须组成一个国家,或者认为国家只有在仅仅包容并完全包容单独一个民族的情况下才具有合理性,这在理论上是非常偏狭和荒谬的,在实践上则势必助长狭隘民族主义情绪所蕴含的危险的暴力倾向。从这个角度来看,民族自决虽是当代普遍公认的民族权利,但是,这一权利的运用和实现不是无条件的,而必须按照它是否侵害其他民族的正当权益,是否破坏各个民族、各个国家之间的平等与和平交往来评判。以这一标准来衡量,摆脱帝国主义殖民统治和奴役,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主要出于外力而被迫处于分离状态的民族争取民族和国家的统一,无疑是正义的。而多民族国家的瓦解,或者从原有的统—国家分离出去,建立单一民族的国家,到底是不是正义却不能一概而论。其具体形态有些是正义或大体正义的,有些则是非正义或大体非正义的。非正义之处,主要就在于为了本民族的自决而侵害其他民族的正当权益,甚至推行民族压迫和民族仇杀,使得族际或国际交往无平等与和平可言。


  第二,民族自决与国际秩序。近年来,由于民族冲突有加剧之势,因此,在民族自决问题上,还应该正确认识国际正义与同际秩序之间的关系。一方面,民族自决权在当代被普遍公认,意味着一个符合正义原则的国际秩序必须是这一权利得到尊重和满足的秩序,否则就不可能真正实现民族平等。但是另一方面,一个正义能够安存的世界,必须是一个有秩序的世界。如果为了行使民族自决权、特别是为了追求单一民族国家,而置国际体制和国际秩序于不顾,动辄单方面推翻现状,那么,随之而来的将是混乱、战争或毫无正义可言的民族仇杀。波黑内战即是这方面的典型例证。因此,对正义的理想追求和对秩序的现实追求,互为表里,相辅相成,不可偏执一端。由于民族主义激情情绪潜伏着暴力冲突倾向,其权利要求往往意味着巨大的生命牺牲和后果严重的国际动荡,这就更增加了对它们作分析评判时权衡正义与秩序的必要性。


  第三,民族自决与国家主权。作为自主安排自己生活的权利,民族自决权的具体运用,可能是选择统一与联合,也可能是选择分离与独立。在后一种情况下,民族自决常常表现为对国家身份的追求,一般是摆脱某个国家的管辖,成为独立的主权单位。这又有两种类型:一是摆脱帝国统治,二是分离出原属的多民族国家。由于随着历史的进步,宗主权已丧失合法性,因此对它的破坏是正义的。但对第二种类型来说,受损的却是国家主权原则。由于国家主权原则被公认为是国际法的基石,因此对它的破坏决不能简单地看作是正义之举。如果国家主权可以被随意践踏,国际交往便无平等、秩序可言,霸权主义和分裂主义就会畅行无阻,民族自决权也就遭到扭曲而背离了它的根本目的。

 

 

民族国家与全球化


   哈特和耐格里在《帝国》一书中列举了种种事实,证明当前一系列国家和超国家组织的联合为资本的全球化提供了动力,从而使“帝国”主权取代了民族国家的主权。大卫·S.佩纳对此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全球化并不一定带来民族国家的衰弱。
  佩纳认为,如果“超国家”意指独立于特定的民族国家或某些民族国家的联合,那么,联合国、北约、欧盟、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就不能被称为是“超国家”的机构,因为它们虽然从地理上超越了单个民族国家的界限,但是并没有摆脱特定民族国家的利益。它们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资本贸易国的附属。没有这些国家的资助和保护,题目就不能正常运作。民族国家和她所资助的超国家组织一起推动了全球化的进程,声称全球经济的发展削弱了民族国家的力量,这种说法是烟幕弹,事实上民族国家仍然是当前世界秩序的坚强后盾。
  列宁认为国家是一种强制机构,主要是由它所控制的军队、监狱等特殊群体构成。这种看法在今天仍然有效,因为正是国家权力构成了民族资本全球化的动力。我们只需对列宁的话做小小的修改,在军队和监狱之外,今天最强大的国家还利用所谓的超国家机构,来制定加入世界经济的各种条款,并把它们强加给那些弱势国家。超国家机构是强势国家向弱势国家施加强制性影响的渠道。弱势国家的精英之所以同意把全球化的恶果加诸自己的国民,是为了在国内确保自己的统治。结果是不管在强国还是弱国,精英和国家机器相对于人民大众来说力量越来越强大。今天,被全球化严重伤害的不是民族国家的主权,而是普通民众的安全。
  全球化与民族国家之间存在着共谋关系,全球化是民族国家在后冷战时期保存和增加国家权力的一种手段。同样,全球资本的繁荣发展也有赖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存在和支持。我们可以称今天的世界秩序为“帝国”,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意识到她是美国精英及其盟友的帝国。不管是民族资本主义还是全球资本主义,它们都需要民族国家的支持来实现自己的霸权,而资本主义国家需要全球化来增强它们的主权。


  问:什么是民族国家?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带来了哪些挑战?

 

 
逻辑思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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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是组成现代国家的基础,只要存在国家,民族就是普遍的表现形式。虽然民族和国家是两个不同的社会历史范畴,但两者在现实生活中,总是相互关联、密不可分。因此,对国家与民族的研究成为政治学研究的内容之一
 

 
单选题 
 
1.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具有共同( ),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正确答案:A
A、语言
B、习惯
C、宗教
D、信仰
 
2.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具体包民族优劣的观点、( )的原则、民族投降的原则。正确答案:D
A、民族压迫
B、民族歧视
C、民族同化
D、民族至上

 


 

多选题 
 
1.产生民族问题的根源是( )。正确答案:A, B, C
A、民族差异的存在是产生民族问题的基本前提
B、产生民族压迫的根源是剥削制度
C、各民族事实上的不平等是社会主义时期产生民族问题的根源
D、多民族的存在
 
2.马克思主义解决民族问题的两个基本原则是( )。正确答案:A, C
A、民族平等
B、民族有爱
C、民族联合
D、民族互助
 
3.民族区域自治作为我国处理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它必须遵循的原则是( )。 正确答案:A, B, C
A、民族区域自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范围内的自治
B、民族区域自治是以少数民族聚居区为基础建立的
C、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必须保证自治机关充分行使种种权
D、少数民族干部具有任用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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