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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岗位减少 江浙农民工提前返乡"窝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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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早报11月13日报道 昨日9时许,刘忠超和六七个老乡围坐在杭州城站火车站售票大厅前的空地上,等着同伴排队购买返回老家商丘的火车票,四周放满了大小包裹——河南商丘籍的刘已在杭州打工4年,每年过年都回家,但这么早还是第一次。 

  而在江苏客运中转枢纽地南京,情况相似。无论是铁路还是公路,尽管没有出现大规模农民工流,但农民工提前返乡的现象已悄然显现,比往常提早了一个月左右。
在全球经济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外向型经济规模较大的长三角地区反应明显,不少企业早早开始“节衣缩食”过冬,候鸟式的劳动力迁徙显示出了节奏被打破的迹象。


  困境:无工可做、收入下降


  “回去也是没办法:现在工厂效益不好,我们也赚不到钱,而且这里开销大。”33岁的刘忠超告诉早报记者,他在杭州市萧山区新湾一家生产化纤材料的工厂上班,从今年七八月份开始,工厂效益就一直不好,他们没什么活做,“9月份工资不到1100元,10月只有900多元;我们走的时候,老板也没怎么挽留。”而去年这个时候是工厂最忙的,经常加班,回家过年都要拖到春节前半个月。那时,每个月工资在2500元左右。
  “八九月份,老乡在一起聊天,都说最近工资很少,在这里赚这点钱还不如回家,随后就有些人先回去了。”刘忠超说,和他们一起在萧山新湾镇、党山镇等地打工的老乡有六七十人,约20天前就有五六个回家去了。更多的还想等等,看看是不是会好起来,毕竟这么早回去也没事可做。“我们等了一个月,发现没有好转。反正离过年也不远了,晚了火车票很紧张的。”

企业岗位减少 江浙农民工提前返乡
受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影响,中国部分城市开始
出现外地务工人员提前返乡迹象

   在杭州城站火车站,早报记者还碰上了贵州望谟县人罗望舒。这次回家多少有些无奈,因为在厂里“无工可做”。“现在是皮衣生产旺季,但厂里的情况却不怎么好。”罗望舒说,他在一家中小规模的皮件厂打工,主要做大厂做不完的单子,去年情况还很好,厂里招了不少人。但今年,国外单子很少,大厂自己都不够做,他们基本没事做,月工资只有700多元,老板的日子也难过。
  早报记者从杭州城站火车站售票窗口、问讯处了解到:当地每年的铁路“农民工返乡潮”一般在春节前一个月开始,但现在开往贵州、云南、河南等地的火车票已开始有点紧张,“去年这时候,提前一两天就能买到票,现在要提前三四天。”

  返乡:提前回家者增10%~20%


  作为铁路枢纽之一,南京站历来是外来务工者进出江苏的门户。早报记者昨日从该站获悉,今年农民工返乡潮暂未启动,目前日均客流量较为平稳,但已有少部分农民工开始返乡。“受大环境影响,的确有部分企业停产甚至关闭,农民工可能因此提前回家,但毕竟离过年时间还早,目前整个江苏并没有出现明显的农民工返乡潮。”该站相关负责人向早报记者介绍。
  而宁波火车站的数据显示,10月中旬,该站日发送旅客最高2.5万人次,同比增长约20%,之后逐渐回归正常,但贵阳、成都等方向的客流同比仍有增加;温州火车站近期往贵州等方向的客流也呈上升趋势。
  “现在提前返乡的农民工并不算多,但可以看得出来比以往有所增加,至少多了10%~20%。”南京中央门汽车总站相关负责人对早报记者表示,从10月中旬开始,每天都能看到带着被褥等行李的农民工出城,“可以感觉得出是受经济金融危机影响提前回家的”。
  目前南京市公路客运处于淡季,该站每天出行客流量也较为平稳,日均达1.8万人次左右,其中农民工占比约30%,而以往这个时候出行的农民工占比只有10%~20%,出行方向主要集中在苏北、安徽、河南等劳务输出地。
  据了解,在去年春运高峰期,该市公路日客运量达到10万人次,其中七成以上为农民工。根据预测,尽管数量并不明显,但农民工分散提前返乡的现象悄然存在,今年春运期间农民工潮可能不会像去年那么夸张。


  原因:企业“过冬” 岗位紧张


  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席卷下,“过冬”已成为江浙中小企业的最大课题,而企业集体“过冬”的直接影响之一就是就业。杭州市就业管理服务局的调查显示,与去年同期和上季度比对,该市人力资源市场今年第三季度提供的“二产”岗位分别减少6.8万个、5.6万个。其中,制造业岗位数同比、环比分别减少6.5万个和5.4万个。
  “金融危机对我们影响很大,运营已接近‘零利润’。”昨天,主营饮水机的慈溪龙巍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何水兵告诉早报记者,近来该公司国外订单锐减——以前订单至少排到两个月后,现在只有约20天右,“刚结束的广交会,居然没接到一张订单。”今年以来,公司已裁员10多人,主要是外来工;现有员工80多人,“只能挺着,估计好转还要等七八个月。”
  昨天,浙江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院院长陈诗达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经济困局之下,最先受冲击的就是劳动密集型的建筑、纺织、服装等行业,首先面临用工问题的必然是替代性强、技术要求不高的普通工种,这恰是外来工最集中的岗位。”
  “部分农民工提前返乡的苗头已经显露。”陈诗达说,今年下半年,全省劳务市场提供的用工岗位明显减少,企业拖欠工资等情况则出现上升。“农民工返乡有的是‘选择’的结果,有些则出于被迫。”他说,部分企业减薪后收入降低,部分农民工宁愿回乡;另一部分农民工则因企业倒闭、裁员,新工作又难找而被迫返乡。
  浙江有关部门也已关注到这一现象。今年8月中旬,浙江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发文,要求在全省开展企业岗位流失情况的专题调研,主要内容是上半年各市因企业倒闭、停产和外迁等导致岗位流失的情况,包括裁员数量、人员构成、与去年底相比从业人员变化等——服装、玩具、制鞋、灯饰、五金和家具等是“重点了解”行业;另外,将分析上述情况对当地就业局势稳定、社会稳定造成的影响,提出下一步的工作打算和建议。


  建议:政府政策优先考虑就业


  “只要形势一好,老乡马上会打电话回家来的,那时我肯定会出来。”刘忠超告诉早报记者。准备从杭州回贵阳的陈军威也表示:“等情况好点还会出来——家那边的经济水平不能跟这边比。”
  不过,专家对明年的用工形势仍有担忧。“我担心的是:如果经济形势得不到扭转,明年可能出现大规模‘农民工荒’。”陈诗达说,目前全球经济金融危机对浙江实体经济的影响仍在持续,尽管政府已出台多项举措“救市”,但效果显现还有一个过程。随着元旦、春节临近,外来农民工本身就有回乡过节的传统,如用工环境、工资待遇等得不到改善,明年是否会回江浙打工是个未知数,“万一形势恶化,大量服装、鞋革、轻纺等劳动密集型企业将面临更大的困难,就业问题愈发突显。”
  陈诗达指出,经济困局侵袭下,一些潜藏的问题值得关注。如部分企业出于成本控制因素,拖欠工资甚至随意解除劳动合同;因急于“转型”,劳动密集型企业大量裁减岗位,导致失业率升高;低收入群体工资增速放缓后,收入差距可能进一步拉大等。
  “就业问题应成为政府出台各类政策时的优先考虑。”他说,应出台更多有利于就业的政策。有实力的企业现在可以进行适当的人才储备;另外,积极推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如果职工达成一致、愿意降薪,就可以避免裁员,大家一起共渡难关。”

  劳动力从工业往服务业转移


  为了一探进城务工劳动力的需求现状,早报记者昨天前往苏南劳务中介集中地——南京市安德门农民工就业市场进行采访。从安德门地铁站至农民工就业市场300米左右的马路边上,坐满了带着铺盖、编织袋等行李的农民工,一边三五成群地打牌消磨时光,一边等候着市场内的招工信息。
  该市场办公室主任袁亮向早报记者介绍,从市场供需的变化来看,目前的经济金融危机确实对农民工劳动力产生了很大影响,今年用人单位的信息量明显减少,每天前来求职的农民工比去年同期却略有上涨,日均达1500人次左右,其中只有10%可以找到工作。“很多用人单位今年为了减少成本都不招人或者减少招人,尤其是制造加工企业特别明显,比如今年9月份有个电子厂过来要150名工人,后来提供了35人时就告停了,不需要再招了。”袁亮介绍,与以往日均外地招工信息占比20%相比,今年很少有外地企业前来南京招工;而类似于翻砂、电子制造等劳动量较大的企业以往农民工都招不满,现在却不再招人。
  尽管制造加工业招工需求大幅萎缩,但该市场介绍工作的总人次并未减少。袁亮指出,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劳动力开始由生产加工企业往家政等服务行业转移,而且受经济危机影响,农民工对一些降低薪酬的工作也能接受。“以前请杂工可能月薪1200元都没人去,现在900元就去了。”袁亮介绍,为了生存,不少农民工开始转移单位去向,“只要肯吃苦,一般还是可以找到工作的”。
  据袁亮分析,目前并没有到回乡过年的时候,农民工返乡潮在江苏还没有形成,除非受天气影响,农民工提前两个月回去的现象很少,但预计从下个月开始,该市场将进入传统淡季。


  借力金融风暴调整产业结构


  与袁亮的话相印证的是,南京市今年前三季度经济发展情况报告也显示,尽管该市工业利润下降,但总体仍然保持增长态势,比去年增长19.7%;整个经济形势也较为平稳,前三季度生产总值同比增长13.1%,其中第三产业立下汗马功劳,贡献率由一季度的48.4%上升至55.3%。江苏省对外经济贸易合作厅的统计数据显示,尽管今年外贸出口形势空前严峻,但该省出口总额仍在增长,其中南京出口总额始终保持20%以上,一至三季度苏州出口总额同比增长17.8%,无锡同比增长27.9%,南京增长20.5%,常州甚至增长38.1%。
  早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江苏省外向型经济重镇昆山、江阴等县市领导均承认全球经济金融风暴对其企业的确产生影响,但各项数据显示仅是增速有所放缓,借助机会进行产业优化调整已成为各地共识。昆山市市长管爱国在前不久举行的金秋招商会上就表示,该市经济增长依然保持稳中有升,在国际大环境的影响下,该市正在进行产业转型升级。提高三产比重、由长三角制造基地往金融服务业倾斜成为苏南各市新的口号。


  城市农民工是指常年或大部分时间在城市企业务工,但户籍仍在农村的一个社会群体,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进城“打工农民”。他们在现行的户籍制度下仍被认定为农民,但他们已从农民中分离,不同程度地融入城市社会,不再从事农业生产,是从事非农产业的工人。作为一个社会群体,城市农民工正在向工人阶级转化,己具备工人阶级的一般特征,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什么是社会阶级?社会阶级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式怎样的?本章将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第二章 第二讲 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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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代以来,政治权力越来越依赖于组织化的力量,社会组织取代个人力量成为产生和维持政治权力的最重要基础,而在一切发挥作用的社会组织中,阶级无疑是最核心也是最强大的力量,因此就对政治权力具有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从社会阶级的角度对政治权力进行分析,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政治权力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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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韦伯

    (一) 阶级的概念


  社会阶级的存在是理解社会现象的出发点。
  马克斯·韦伯把阶级界定为“生存机会被市场状况所决定的人们所构成的团体”,按照市场地位将阶级划分为买者和卖者,阶级冲突的焦点乃是夺取市场的控制权。马克斯·韦伯同时提出“地位群体”的概念。认为除了经济地位的划分之外,任何社会集团必须以身份、荣誉、价值观、生活方式作自我认同,即上升为“地位群体”才能成为阶级。
  达伦道夫则从社会权力分配的角度把阶级划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认为社会权力的分配与经济分配是相辅相成的,他指出:“阶级冲突的渊源存在于统治结构里,这种结构不再具有传统等级结构的绝对的性质。冲突的主题就是生存机会。” 
  马克思主义对阶级的经典定义来自于列宁。他指出:“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对生产资料的关系(这些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领得自己所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他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在此,列宁着重强调了阶级的经济属性和社会属性,即阶级是一种经济现象,乃是基于其在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而形成的,由于经历地位的对立和差异所导致的阶级利益冲突,便构成了市民社会的主要矛盾。
  

(二)社会阶级与政治权力


  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关系的政治性决定了社会阶级与政治权力的关系。

 
  首先,政治权力的本质是一种阶级统治关系。政治权力必然要以一定的经济实力为其物质基础,否则就无法有效地加以运用,而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则往往利用其所垄断的社会经济资源,进而掌握政治权力,使之服务于自身的特殊利益。最为关键的是,在社会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的阶级必然在政治领域也占有支配地位。换言之,政治权力不得不受制于经济权力。正是在此意义上,马克思主义认为“政治权力只是经济权力的产物”。虽然政治权力在形式上仍然具有公共性,但是在实质上则利用这种公共性独占了政治暴力,借此维持和发展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


  其次,社会对立阶级的利益冲突必然会上升为政治权力斗争。统治阶级借助政治权力不仅可以强制性地维持其经济垄断地位,更可以借助政治权力将自身的特殊利益说成是普遍利益,从而将自己的统治地位合法化和持久化。有时候,统治阶级并不会利用政治权力直接为自己谋求利益,而要刻意维持其自主性,但毋庸置疑的是,政治权力只是基于对既有政治秩序的维护而维持了统治阶级支配被统治阶级的社会结构,从而在根本上有利于统治阶级。对于被统治阶级而言,由于统治阶级在经济上的支配地位已经通过政治权力而永久化、固定化了,甚至已经转化为一种既定的整体社会结构,因此被统治阶级不可能仅仅通过经济上的奋斗来改变自己的被支配命运。被统治阶级只有通过革命的方式夺取政治权力,才能从根本上打破统治阶级支配地位的合法性,对整体社会结构进行置换。因此,政治权力必然会成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斗争的核心,它是统治阶级维持其统治地位的工具,也可能成为被统治阶级解放自己的武器。对于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中社会阶级与政治权力的关系问题,“新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密利本德和普朗查斯等作了有益的探究。“新马克思主义”认为,在现代社会中,资产阶级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控制政治权力,除了在人事上直接参与之外,更多是通过支持其代理人竞选等间接方式,或是借助广告、传媒等意识形态力量以隐蔽的方式来达到目的。密利本德尖锐地指出,统治阶级凭借给予它的经济权力这一优势,能够把国家政权作为它统治社会的工具。普朗查斯则认为,国家不过是阶级斗争的场所,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在此展开激烈的斗争以争夺对政治权力的支配权。但是另一方面,为了使政治权力更为有效地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资产阶级又在形式上与政治权力保持相对独立的关系,这样国家政权便以公共权威的形式来统制社会。普朗查斯提出“仲裁者国家”的概念,认为国家政权具有一种“相对自主性”,即国家政权对阶级斗争领域的关系,特别是针对权力集团的阶级和派别的相对自主性,并扩大到针对权力集团的同盟和支持力量的相对自主性。普朗查斯进一步指出,随着“权威统制主义”的兴起,国家自主性将会日渐增强。所谓“权威统制主义”,主要是指国家政权对社会经济生活各领域的控制,以及政治民主的根本衰落和所谓“正式”自由的严重削弱。也就是说,随着国家政权干预社会的深入,国家政权的相对自主性就越强。密利本德则认为国家自主性的条件在于,一方面国家政权除了受统治阶级影响之外,还受到其他一些相互冲突的力量的影响;另一方面,国家政权的相对自主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政权力本身的自主性,在行政权力受限制最小的政权中,国家的相对自主性就最大。因此,一个相对独立的行政官僚集团的形成与国家的相对自主性是密不可分的。换言之,正是在国家自主性条件下,经济权力与政治权力达到了辩证统一,统治阶级越是要借助政治权力维护其经济权力,就越是要提高政治权力的自主性和统治经济权力的水平。


  (三) “新阶级”的兴起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在第三次科技革命的推动下,社会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福利国家政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民众的福利水平有了较大的改善,对立阶级之间的利益冲突有所缓和。资本主义国家普遍实行了股份社会化,通过上市公司制度募集社会资金,使企业股权分散化,甚至出现工人股东,社会经济权力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分化。在此条件下,资本的所有权和经营权进一步分离,具有专业管理知识的管理人员掌握了企业的日常经营权,成为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这部分以从事脑力劳动为主的“白领阶层”人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已经超过以从事体力劳动为主的“蓝领阶层”。他们既受到资本家的雇佣,以脑力劳动换取管理报酬,在本质上接近于无产阶级,但是他们的生活状况与价值认同又明显区别于一般工人,因此人们往往把这一介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与两者存在相对独立性的特殊阶层称为“中产阶级”。


  无论如何,“新阶级”的兴起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更为重要的是,“新阶级”在各个方面对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权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根据西方学者的观点,首先,在资源控制权上,“新阶级”由于掌握了生产和管理方面的专业技术知识,在控制生产和管理流程上与旧统治阶级展开了竞争。由于科学技术对于经济增长的意义越来越巨大 “新阶级”通过垄断科学技术就可以取得争夺社会资源的优势,从而对旧统治阶级的统治地位提出挑战。资本家对企业的控制权已经旁落于行政经理手中,而政府权力也逐渐被一批具有专门管理知识的技术官僚所掌控,他们的地位愈趋独立化,而使得旧统治阶级对政治权力的控制弱化,政治权力服从于行政官僚阶层的偏好和特殊利益。


  其次,在意识形态上,西方学者认为,“新阶级”形成了区别于旧阶级的自我认同,成为特殊的“地位群体”。 “新阶级”形成了与旧阶级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生活习性、兴趣爱好和格调品位,并且以此作为自我认同的方式。更重要的是,“新阶级”往往借助大众传媒等文化力量强化这些认同方式,并向全社会进行灌输,争夺意识形态的阵地。


  最后,“新阶级”在争夺社会控制权的同时实际上强化了既有的政治经济秩序,使资产阶级的统治进一步牢固化。在股权分散化的条件下,资本对社会控制力不断强化,原来要独资控股才能控制企业,现在只需百分之十甚至更低就可以了。因此,在西方学者看来,随着“新阶级”的兴起,无产阶级内部发生了分化,在“新阶级”的诱导下,无产阶级的自我认同变得模糊不清,更为重要的是,在“新阶级”的统治权争夺中,资本主义市民社会变得高度同质化,形成了单一化的社会认同。无论“新阶级”与旧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如何激烈,都是在维护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的前提下进行的,故往往停留在税收、社会福利和司法等政策层面的争执,政治斗争的焦点也从合法性问题转移到就业、抚养权、性别问题上,换言之,“新阶级”与旧统治阶级的政治斗争目标较之传统意义上的阶级斗争已有了很大的改变。

 

 

农民工生存现状调查


  平均月收入966元,半数寄回家乡 ;平均每周工作6.29天,每天工作8.93小时 ; 七至八成没购买保险,大多居住在简陋的宿舍里 ;三分之二不上正规医院看病 ; 子女进城读书一年平均支出2450元 ; 虽然生活条件普遍较差,劳动强度大,社会保障差,文化娱乐少,但多数农民工仍然认可目前在城市的生存现状,对未来生活充满希望。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一项调查结果中这样说。调查者认为,农民工外出务工经商主要为了增加收入、增长见识,学习技术。从农村到城市,外出务工农民开始更新观念,转变生活方式,既富了口袋,又富了脑袋。特别是年轻人思想活跃,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较强,许多人不喜欢从事农业,不愿留守土地一辈子务农。  这项今年8月启动的调查,由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执行,在全国范围内以面访方式共调查各类农民工29425人。
  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表示,尽管国家对农民减少了各项收费,减轻了农民的负担,但是在农村,人多地少,农民的收入仍然很低。外出打工虽然辛苦,但大多仍选择外出务工经商。  
生存现状依然艰苦 
  本次调查数据显示,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的平均月收入为966元,一半以上的农民工月收入在800元以下,只有一成的农民工的月收入超过了1500元。男性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1068元,女性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777元。 
  在调查的12个行业中,采矿业的农民工平均月收入最高,为1327元,其次是建筑业,平均月收入为1178元。   一半左右的农民工每月支出占月收入的比重达40%以上。同时,有一半的农民工把自己收入的一半寄(带)回了家乡。 
  调查显示,进城农民工平均每周工作6.29天,平均每天工作8.93小时。其中,46.90%的农民工每周工作7天。调查者发现,造成农民工劳动时间过长的原因主要是:私营、个体业主追求高产量、高效益,而工人也为了多挣钱,主动延长工作时间。 
  据调查,农民工没有购买保险的情况居多,没有购买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的农民工分别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73.37%、73.77%、84.65%、 67.46%。
  农民工在城市打工,大多居住在简陋的宿舍里。据调查,有29.19%的农民工居住在集体宿舍里,有20.14%的农民工居住在缺乏厨卫设施的房间里,有7.88%的农民工居住在工作地点,有6.45%的农民居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还有12.54%的农民工在城里没有住所,只能往返于城郊之间,或回农村居住。 
  调查者还发现,农民工生病时一般能撑则撑,撑不过去再到药店买药吃。在对占总数三分之二的不上正规医院看病的农民工进行调查时了解到,不上正规医院看病的主要原因一是费用太高,二是没有去医院看病的习惯,三是没钱看病。 
  农民工工作之余的主要休闲方式仅为看电视、睡觉等,几乎没有其他娱乐活动。 接受调查的农民工中,尽管有半数农民工参加过职业技能的培训,但大多也只是临时的、短期的岗前培训。 
  农民工子女在城里读书一学年,学费平均支出2450元,占这些家庭总收入的19.78%。另外,许多农民工孩子上学还需缴纳一定的借读费、赞助费等。据调查,在5065名有子女随行就学的农民工中,有2493名农民工缴纳了借读费、赞助费,每人平均缴纳费用为1226元。 
  虽然农民工在城市的生活、务工条件艰苦,但近七成的受访者对城市生活感觉比较适应。调查结果显示,农民工对工作条件表示满意的为51.97%,对收入水平表示满意的为33.65%,对生活质量表示满意的为30.70%,对社会地位表示满意的为24.53%。在对工作、生活各方面状况的评价中,农民工最不满意的是医疗卫生、住宿和饮食。 另外,55.14%的农民工设想未来在城市发展、定居,有28.55%的农民工想赚钱或学到技术后回家乡生活。
  如何改变农民工弱势地位 
  调查者发现,在社会各界的关注下,全国农民工报酬支付总体情况大有改善,但少数企业仍然存在克扣、拖欠农民工报酬的现象。 
  在调查的农民工中,被克扣过报酬的有5394人,占被调查农民工总数的两成,其中经常被克扣的占被克扣过报酬农民工的8.81%,偶尔被克扣的占81.19%。另外,被拖欠过报酬的人数也占被调查总农民工数的两成。
  近四成农民工未与单位签订任何劳动合同或协议,有一半的农民工拿不到加班补贴,57%的农民工得不到工伤补偿,近八成的农民工不能带薪休假,90%以上的农民工没有享受住房补贴和住房公积金,还有八成的女职工无法享受带薪休产假制度。
  统计局有关人士称,就是签订了合同的农民工,还有12.1%的人不太清楚合同内容,不能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对有些农民工而言,有活干、有钱挣就行了,签不签合同关系不大,缺乏自我保护意识。 
  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在实地调查和面对面访问发现,近40%的农民工居住在工棚或集体宿舍里,地方狭窄拥挤,室内肮脏零乱,除了被褥衣物,几无他物。特别是近几年,很多城市由于城中村改造及城区的拓展,市区一般楼房的月租金在一路攀高,再加上水、电、暖气费等负担,导致居住成本逐年增加,所以现在农民工大多选择居住在城乡接合部,几个人或全家人居住在20~30平方米的房子内,生活空间狭小,周边环境差,交通不便利,安全没保证。
  目前,农民工从事的多是技术含量低、工资水平低的职业。而且,农民工的收入水平并没有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而有明显的提高。调查者认为,主要原因是:一方面,农民工自身的素质和能力使他们大多在报酬较低的产业部门就业,如制造业、居民服务业、建筑业等所需技术含量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农民工受职业能力限制,工资水平偏低;另一方面,不太健全的制度因素导致农民工在就业时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从而阻碍了农民工工资的提高。 
  他们认为,要改变农民工的弱势地位,改善其生存环境,最根本的是改变城乡二元结构,打破城乡户籍限制,让农民工与城市人享受一样的就业、医疗卫生、教育等公共服务待遇。  调查者建议,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多提供及时、准确的务工信息,多提供务工岗位,减少农民工外出务工的盲目性,使他们外出时较容易地找到活干,并开办一些技能辅导班,让农民工接受培训,拓宽其就业门路。 
  在帮助维护农民工正当权益方面,国家统计局有关人士建议:第一,农民工在自谋职业中被各种税收和费用所困,如工商税、体检费、健康证及卫生许可证费用等,这些相关费用希望能予以减免。第二,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很受农民工关注,他们愿意积极参保,但属地原则制约了该项保险的落实。比如,农民工在外务工经商,错过了参保的时间,或即使参加了农村新型合作医疗保险,又无法到属地指定参保医院就医,处在两难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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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问:什么是阶级?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的关系表现在哪里?

 

 
逻辑思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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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阶级社会中,阶级关系的政治性决定了社会阶级与政治权力的关系。一方面,政治权力的本质是一种阶级统治关系。另一方面,社会对立阶级的利益冲突必然会上升为政治权力斗争。

“新阶级”的兴起已经成为西方社会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同时,“新阶级”在各个方面对西方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权力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单选题 
 
1.在阶级社会中,政治权力的根本性质首先是它的()。正确答案:C
A、强制性
B、专业性
C、阶级性
D、自主性
 
2.政治作用包括()。正确答案:C
A、政治强制力
B、半强制力量、非强制力量
C、政治强制力、半强制力量、非强制力量
D、政治强制力、半强制力量
 
3.权力主体能否达到目的取决于()。 正确答案:C
A、权利主体的意志力
B、权力作用方式
C、政治力量大小
D、权力的格局
 
4.权力主体对权利客体的作用是()。 正确答案:C
A、直接的
B、间接的
C、有时直接,有时间接
D、大多时候是直接的
 
5.权力的作用模式中最典型的是()。 正确答案:C
A、平行关系
B、冲突关系
C、上下关系
D、均衡关系
 
6.权力主体行使权力靠影响与说服、诱导,权力客体服从是自愿的,二者相互依存。这属于权力作用模式中的()。 正确答案:C
A、上下关系
B、非均衡关系
C、依赖的权力关系
D、平行关系

 


 

多选题 
 
 
1.政权可以提升被统治者或民众的地位,表现在()。 正确答案:A, B, C
A、政治权力是阶级解放的工具
B、夺取政权是改变自己经济地位的先决条件
C、广泛政治参与使民众得以分配或享有政治权力
D、政治社会化的过程
 
2.中央与地方权力的配置受()政治局势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正确答案:A, B, C, D
A、两者之间的利益分割
B、民族关系
C、文化传统
D、历史状况
 
3.政治权力如果以国家的权力出现,那么()。 正确答案:A, B, C, D
A、它与主权的内涵是一致的
B、政治权力是不受更高权力的限制却可以限制其他集团权力的国家的最高决定权
C、是国家或作为国家机构的政府的政治统治行为
D、政治权力的强制性具有了普遍性
 
4.实行操纵性权力的技巧主要有()。 正确答案:B, C, D
A、奖励
B、洗脑
C、政治社会化
D、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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