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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全能”到“有限” 中国积极打造“服务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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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方网讯   家住北京西城区的小王最近在宣武区买了新房。一个工作日的中午,他来到北京市公安局宣武区户政中心办理了户口迁移手续。“没想到,公安部门中午也值班,真方便。”
  这样一个细节,正是政府转变职能,秉持以人为本、为人服务执政理念的具体写照。
  从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到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从行政体制改革到科技、卫生、文化体制改革,从“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到以人为本、依法行政,5年间,各级政府强化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积极从全能型、管制型向管理型、服务型、法制型转变。


  “自我革命”风暴刮遍全国


  2001年12月11日,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首当其冲的就是政府职能的转变。”湖南行政学院副教授艾医卫说。
  政府职能能否适应时代和社会的要求?人们的担心不无道理。投资一个项目要盖150多个章、行政审批项目数以万计……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决定性作用,政府管理包罗万象,“全能政府”、行政审批所产生的弊端愈来愈凸显:政府越位、缺位、错位现象突出;审批行为不规范,随意性很大,结果造成“权力寻租”,国家权力部门化,部门权力个人化;行政审批权无限延伸,审批项目五花八门。
  “政府不该管的事要坚决交给企业、中介组织和市场;政府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积极把职能转变到“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上来,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在各地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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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安徽省公安厅总队长尤长庚(中)在接待群众来访。
当日,安徽省公安机关接访工作进入厅领导干部接访阶段,
这个阶段将持续到9月6日。同时,安徽省公安厅领导还将到部分
省辖市接待信访群众。新华社记者李健摄

   位于祖国最南端的海南省,自1998年试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尤其是自2004年加大改革力度以来,已分6批取消、下放和划转各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409项,减幅达43%,400余枚大红印章从省直各部门消失。外资企业合同审核时间由原来的10天缩短为3至5个工作日;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不需要政府投资的项目,投资规模5000万元以下的,由业主向当地发改部门备案,政府不再进行审批。
  和海南一样,各地“大刀阔斧”进行改革。截至2004年底,我国大幅修订了2500多个法律法规。2004年7月1日,行政许可法实施。各地各部门按照国务院《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的部署,认真组织贯彻实施。“目前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政府和58个国务院部门,共清理行政许可项目25797项,取消8666项,调整1841项;清理行政许可依据25554件,废止3981件,修改2493件;清理行政许可实施主体2389个,保留1932个,取消302个,调整71个。”2005年8月11日,国务院法制办主任曹康泰说。
新加坡《联合早报》认为,行政许可法将帮助中国打造一个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限政府”——政府在行使行政权力过程中受到既定的法律约束。


  “自然灾害死亡人数不再保密”


  自然灾害死亡人数不再保密、公安等权力部门开门大接访……2005年,中国政府“亮点”频闪。透明高效,亲民为民,正成为人们对政府的共同感受。
  非典、禽流感……过去5年,疫情频发,中央和地方政府不仅制订了有关应对突发性事件的办法和条例,而且与世界卫生组织等国际组织紧密合作,疫情期间定时公布有关数据。
  透明体现公平,透明带来效率。网上注册、网上申请、网上审批……网络成为政府机关和公众最为直接有效的沟通桥梁之一。建立新闻发言人制度、开放档案馆……迄今已有14个省、直辖市和较大的市制定了政府信息公开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有4个省和较大的市制定了政务公开的规章。
  “建设透明、高效、职业化的公共政府,是为了改变政府工作中那些不符合现代社会发展的习惯思维。”上海市徐汇区区长孙潮说,“政府应该成为‘阳光下的政府’,时时刻刻接受人民监督的政府。”
  为了提高行政管理效能,一些地方和部门还积极探索新的行政管理方式。科技部实行了项目评估评审制度,引入项目公示制度。商务部在茶叶出口企业资质审批项目被取消后,及时制定后续监管措施,推进配额管理改革。国家工商总局以企业信用分类监管制度和市场准入制度为突破口,进行市场监管制度的改革。广东省在权力下放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将部分审批权委托或者下放给地级市,其中下放给深圳、广州的有104项。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变化在悄然发生,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称这种变化是一种“新政”——为今后若干年中政府职能发生根本变化奠定了基调。


  建设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路还很长


  在中国,部门的“升迁”牵动着无数人的神经。从几年前国家工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等部门“升”为正部级到2005年春节过后国家安全监督管理总局的“升格”,“以人为本”已经成为过去5年间政府机构改革的重要原则和理念。
  银监会、电监会……一系列部门的设立,体现了政府管理和监督职能的加强。审计工作的加强,更是彰显了新一届政府建设廉洁高效政府的决心和勇气。
  然而,建设有限政府、服务型政府的路还很长。专家指出,在提高依法行政水平、增加透明度、减少行政审批和微观事务干预、正确行使公共管理职能等方面,政府职能的转变还有一定差距。
  深化政府机构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改进经济管理方式方法、努力建设服务型政府、提高依法行政能力、大力加强政风建设——2005年3月,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的要求,今天是,明天仍将是加快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的重要内容。

 

  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政府,政府不仅是国家基本职能的承担者,也是国家统治者或治理者的“大本营”,是他们之间权力配置的制度化体现,可以说,政府就是一种权力格局。我国政府职能的转变符合目前国情,从全能型政府转向服务型政府,提供公共服务是服务型政府的重要职责。那么,什么是政府?它有哪些职责?现代政府的组织原理是什么?本节将对现代政府进行概述。
 



第五章 第一讲 现代政府的组织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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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代政府在其权力组织和权力运作上,基于维护公民权利与市场自主的目标,形成了一定的基本原则,此乃区分现代民主政府与传统集权专制政府的基准,凡是其制度精神遵循这些原则的政府就可以认为具备了现代民主政府的基本形态。


  1、人民主权原则


  人民主权原则是指国家主权“在民”而不是“在神”或“在君”,国家主权属于人民,而不是专属于某个个人或社会集团。在传统国家,主权观念是“君权神授”,君主受命于天,而非受命于民,故只对天道自然负责,不对人民负责。君主权力具有至高无上的神圣性和绝对性,普天之下都是他的臣民,因此政府的权力是独断的,并不受民众的监督和控制,只有“为民作主”之“民主”,而无“人民主权”之“民主”。达致社会良好治理的可能性只能寄托于君主及其臣僚的德性修养上。近代以来,随着市民社会的成长和“天赋人权”观念的深人人心,人民主权逐渐取代君权神授,成为政府权力合法性的依据。根据人民主权原则,现代政府的公共权力来源于人民自下而上的授予,而非自上而下自行产生的,因此政府权力的合法性也取决于人民的同意或委托。人民主权观念抽掉了传统政府观念中的神圣基础,而使政府权力直接服务于民众的普遍利益。政府只是受人民委托来行使这些权力,权力就其归属而言乃是人民所有的,权力的行使必须服务于人民,而不能借助这些权力凌驾于人民之上。人民主权还意味着通过一定的规制最大限度地实现公民对政府权力的控制和监督,以确保政府权力与普遍的公共利益须臾不分离。人民主权更多地是一种抽象的政府理念而非具体的组织体制,它的意义在于倡导了一种公共利益至上的政府管理精神,为现代民主制奠定了思想基础。


  2、有限政府原则


  传统专制集权政府的特征是政府权力的绝对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政府对社会资源实现了完全的垄断,社会力量的生长受到压制。现代政府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而形成的,从一开始就不得不面对社会力量的制约,并且与市场分割和共同配置社会资源。因此现代政府不可能是专权的,相反,现代政府总是一个有限政府。有限政府表现在,政府权力以不侵犯公民合法权益为其基本限度。维护公民合法权益,既是政府存在的理由,也是政府权力运作的目标。政府不能以任何借口侵犯乃至剥夺公民的合法权益,应该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从这一点出发,政府不能直接干预公民的生活,政府必须尊重公民的生活自决权,不应强行代替公民选择。因此,有限政府的职能定位是为实现整体福利增长创造外部条件,即通过法律等社会调控手段创造和维持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而不是直接去参与营利活动。


  3、分权原则


  传统政府往往具有集权的特征,而且立法、行政与司法三权也是融汇在一起,这与传统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相对简单化的状况是相适应的。分权则是现代政府的内在要求,这主要基于两个考虑,一是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深化,政治和社会生活日益多元化和复杂化,政府公共管理本身相应地存在一个复杂化和专业化的趋势,而走向了功能分化,在权力的组织上实现一定程度的职能分工;二是出于对政府权力加以限制的目的。一些西方国家试图在政治制度设计上将政府权力分立,从而实现政府权力之间相互掣肘,从而达到以权力制约权力,防止政府权力被滥用的目的。基于社会管理职能专业意义上的分权对于所有现代政府而言是普遍的问题,故各国政府都不同程度地设立相对独立的立法、行政和司法机构,在各机构之间进行职能分工。但是职能分工并不能自然地达到制衡的作用,在很多国家的政府权力结构中,尽管存在三权的职能分工,但是权力之间并不具有制衡功能。基于制衡意义上的分权并不以职能分工为基础,而是以权源互不归属为基础的,立法机构和行政机构分别由公民投票选举产生,就权源而言是相互独立的,不存在孰高孰低的权力从属关系。一国政府是否采取三权制衡的权力结构,取决于该国的政治传统和制度设计,不能一概而论。


  4、法治原则


  按照法治原则,政府的组成、政府权力的范围、政府权力的行使,必须依照法律规定,按法定程序进行;法律必须经过合理程序制定,必须公之于众;公民按法律享有权利,公民权利的被剥夺也必须依据法律;司法必须独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正是由于对政府权力作了种种规限,法治实质上意味着以外在于政府的法律力量对政府权力进行规范和制约,政府不能超越法律许可的范围行使权力,更不能以任何借口剥夺或侵犯公民的合法权益。从这一意义上,法治乃是针对政府权力行使而非针对公民而言的,法治并不能理解为一种强制性资源,是对政府权力的强化。相反,法治的基本条件是从法律上对公民权利加以规定和保护,以此构成了对政府权力限度最为根本的勘定。法治原则进一步规限了政府权力的目的和功能、乃是为了维护市场的自由和平等。市场经济是一种契约经济,市场主体的自由和平等足订立契约的基本前提,契约本身能否得到市场主体的遵守又是市场经济健康运行的基本条件。因此,契约必须上升为法律,并由政府借助公共权威强制执行才具有效力。另一方面,政府对市场的调控必须以不扭曲市场的运行规律为前提,也就是说,政府对契约的维护也必须以契约即法律为基础,故政府只有在法治的条件下对市场社会的调控才是有效的,否则政府在维持一种市场秩序的同时也压制了市场本身的成长。

 

 

代表委员齐关注“躲猫猫事件”或将催生《看守所法》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刘白驹建议制定《看守所法》,将看守所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来管理。 
  这一提案之所以广受关注,是因为刚刚发生的“躲猫猫事件”。 
  昔日,大学生孙志刚以付出年轻生命的代价换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今天,“躲猫猫事件”中李荞明同样年轻的生命代价能否成为制度转身的筹码? 
  2658号提案 
  2009年3月11日,在北京市崇文区看守所6号监室里,今年34岁的四川籍男子王昕(化名)正“悠闲”地翻看着看守所提供的书籍。 
  因涉嫌犯盗窃罪,3个月前王昕被关押在此。两个月前已经被正式逮捕。 
  虽然身在看守所,此刻的王昕却显得“悠然自得”,因为“这里很规范”。 
  王昕坦承他已经算是“二进宫”了,5年前他因打伤人被某市的看守所关了5个月。“刚被关进去就挨‘牢头’打了。不仅挨打,买来的东西也往往被抢走。”王昕凭经验以为,这一次又要吃一顿“进宫大餐”了,但一切都没有发生。 
  相比之下,“这里没有打人事件,也不会有人抢你的东西,你有钱想买什么都可以。管教一有空就会和我们聊天,就像亲戚、朋友、家人那样的聊天。我们很愿意说,许多话一说出来心里就舒服多了”。说话时,王昕面带微笑。 
  与王昕相比,云南“躲猫猫事件”的被害人李荞明却没有这么幸运。今年年初,年仅24岁的李荞明因盗伐林木被刑事拘留,羁押期间在看守所里非正常死亡。经调查,事情的真相是:李荞明被牢头狱霸殴打、施暴致死。 
  看守所里发生非正常死亡事件并非个案。在百度、谷歌里输入关键词“看守所、非正常死亡”,就可以搜索到数千篇相关网页。据不完全统计,从2006年到2009年,见诸报端的,已经有接近20个犯罪嫌疑人死在了全国各地的看守所里。 
  “这些事件的背后到底隐藏了些什么?”“躲猫猫事件”把社会各界对该类事件的追问推到了极致,也因此成为眼下正在召开的“两会”代表委员的关注热点。 
  “问题的根源就在于现有的看守所管理体制。”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瑞华说,“这类事件的深层原因,是侦查机关通过看守所来深挖余罪,已经使看守所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侦查部门。在破案要求之下,刑讯逼供、超期羁押、律师会见难等问题层出不穷就不难理解了”。 
  “看守所由公安机关管辖弊大于利,建议改由司法行政部门管辖。”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研究员刘白驹指出,“躲猫猫事件”的发生绝非偶然,此类事件不仅暴露出执法部门存在有法不依、玩忽职守的问题和监督部门监督不到位的问题,还暴露出相关法律制度存在严重缺陷。 
  “为防止类似事件的再发生,应当在总结和吸取教训的基础上,完善有关立法。”3月6日,刘白驹为此向全国政协提交了“完善看守所管理制度,制定《看守所法》”的提案。在全国政协的提案登记号里该提案是第2658号。 
  刑侦“第二战场” 
  “公安机关破获的刑事案件有1/4到1/3竟然是通过看守所深挖余罪破获的。”陈瑞华教授透露,看守所的职能正在悄然发生转化,而这种转化带来的后果是惊人的。 
  看守所的职能转化可以通过几组数据来说明。 
  第一组数据,来自于中国政府网转发的公安部网站的一则消息。该消息称,2006年,全国公安监管战线通过看守所深挖犯罪线索51.6万余条,从中破获刑事案件23.5万余起。公安监管部门深挖破获刑事案件数已占同期公安机关破案总数的10.6%。其中,黑龙江、吉林、江苏、浙江、江西、山东、湖北、重庆、四川、云南、宁夏等地监管部门深挖破获刑事案件数已占同期公安机关破案总数的13%以上。 
  第二组数据,来自陈瑞华的调研。陈瑞华曾到华北地区某省辖市重点看守所调研,发现该看守所破案的总数占当地公安机关破案总数的25%;而西南某省的某看守所,破获的刑事案件甚至占到本地公安机关破案总数的35%左右。 
  “以深挖促管理,以管理促深挖。通过看守所深挖余罪,公安机关开辟了刑侦‘第二战场’”,从网络上可以了解到,全国各地的公安机关一度把通过看守所深挖余罪当作成功经验来推介。 
  有民警证实,深挖余罪确实是作为他们的一项考核标准而存在。“要想评为一流看守所,就必须完成深挖余罪的这个指标。” 
  这一切在以陈瑞华为首的专家眼里,却有着极不相同的解读。 
“看守所已经成了一个彻头彻尾的侦查机关,成了侦查的延伸。”陈瑞华指出,这个功能是全世界看守所所不具备的,也是具有相当危害的。 
  看守所是羁押依法被逮捕、刑事拘留的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机关,并且承担了部分短刑犯的刑罚执行。传统上看守所具有两个职能,一个是防止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逃跑、自杀或继续危害他人、危害社会。另一个则是保护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以免遭到被害人家属的报复,从而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 
  “现在,把看守所本身变成一种侦查的延伸,并且赋予它深挖犯罪、寻找犯罪线索这样的一个功能,这一点可以说是令人震惊的。”陈瑞华指出,看守所具有了破案功能,就意味着,原本负责预防和保护性工作的“看守”们事实上成了侦查员,他们要挖余罪、要获取犯罪的情报,从而侦破越来越多的案件。 
  “我想他们会挖空心思、想尽一切办法掏出口供、掏出情报。为了破案就可能出现刑讯逼供;为了获得口供就会超期羁押;而为了达到破案目的,管教人员甚至会纵容牢头狱霸;也就会对律师的会见屡屡刁难。这一切让问题变得非常可怕了。”陈瑞华如是说。 
  “老实说,我也觉得现在这样有点不伦不类。”有着近30年警龄的管教老陈代表了一方观点。老陈认为,不应该把深挖余罪这个职能强加于“看守”身上。“通过看守所深挖余罪不是说不可行,问题的关键是不要强加于我们。看守的职能就是看管好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以保障刑事诉讼活动的顺利进行。在这个期间如果我们教育好了、管教好了,犯罪嫌疑人主动愿意向我们交待的,我们可以把这个线索转给有关部门。” 
  “深挖余罪的初衷是好的,但是各个地方执行起来情况不一。”有关人员承认,在破案压力之下,看守所往往不得不加班加点;而当压力大到不能承受时,极端情况如刑讯逼供等也会随之发生。 
  这就需要加强对看守所工作的监管。现在监管部门是检察机关。按规定,检察机关在看守所派驻有监管人员,本来应该不会出大问题,但事实证明监管不力情况还是存在的。 
  变革的呼声 
  “看守所由公安机关管理弊大于利,应该把看守所剥离出去,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来管理。”全国政协委员刘白驹认为,公安机关也是侦查机关,由公安机关管辖看守所,固然方便公安机关采取讯问、鉴定、辨认等侦查措施,但不利于避免刑讯逼供、超期羁押等问题。改由司法行政部门管辖后,司法行政部门与公安机关互相配合,互相制约,有利于而不是妨碍侦查工作的进行。 
  “为消除看守所的侦查职能,只能将它剥离出来,这是根。”陈瑞华指出,将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剥离开来,已经得到社会各界不同程度的认同。 
  据了解,早在2003年,在中央成立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时,最高法、最高检、司法部等部门就提出类似建议。2008年3月,中央进行第二轮司法体制改革研究和部署时,又出现了同样强烈的呼声。 
  而在此前,专家学者的呼声早已此起彼伏。 
  “剥离出去比较好。”管教老陈表示,虽然从个人角度考虑到待遇、身份、行政级别等问题,部分民警并不愿意被剥离出来,但从长远来看,应该剥离,“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来管理会相对中立”。 
  在上世纪80年代以前,不管是未决羁押机构还是已决羁押机构,都是由公安机关来负责管理的。一直到上个世纪80年代,经国家批准,监狱从公安机关剥离出来交给了司法行政机关管理。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重大的职能转变。 
  有人说,上个世纪80年代,我们成功地将监狱从公安机关剥离出来了,现在为什么不能将看守所剥离出来呢? 
  “从短时间来看,把看守所从公安机关中剥离出来,确实有可能会造成公安机关破案率的下降。”陈瑞华指出,“但从长远看,却有利于破除公安机关过分依赖口供。当公安机关把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放在提高侦查装备、改善侦查技能,加强侦查的科技含量,重视物证、书证等科学证据的运用上时,必将会带来我国侦查制度的革命。相反,如果过分依赖现在的看守所体制,依赖口供,我们的侦查制度永远提高不了。” 
  陈瑞华认为把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剥离出来还有四个好处。 
  第一,看守所实现中立化、超然化,不再依附于侦查。“一个中立的超然的对案件没有任何利害关系的看守所能够更好地承担预防、保护作用。” 
  第二,刑讯逼供将大量减少。把看守所交给司法行政机关,使得看管部门与侦查部门之间明确彼此的责任,形成相互制约关系,从而大大减少刑讯逼供。 
  第三,大幅度降低超期羁押的可能性。 
  第四,一旦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剥离出来,律师会见难、刁难律师的情况将会大幅度减少,因为看守所不再和律师的辩护处于直接对立,律师会见难自然解决。 
  而这种改变,刘白驹认为可以通过制定《看守所法》来实现。 
  目前,看守所管理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国务院在1990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看守所条例》。刘白驹说,这个条例发挥过积极的作用,但许多内容落后于司法实践的要求,有的规定、概念(如“人犯”)也不符合刑事诉讼法等法律,应当予以更新。 
  刘白驹指出,更根本的问题是,看守所的活动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进行的,超出了行政管理范畴,仅由行政法规加以规范,既是不够的,也是不妥的。《看守所条例》实施近二十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从行政法规“升格”为法律的条件已经成熟。 
  但是,把看守所从公安机关剥离出来,交由司法行政机关来管理就可以一劳永逸吗? 
  “也不尽然。”刘白驹指出,看守所交由司法行政部门来管理还应着重解决好几个问题,在立法中应予以明确。 
  首先,加强对在押人员合法权益的保护。看守所羁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并不是罪犯,看守所法应根据他们的特殊法律地位,明确规定他们依然享有的权利,并制定措施加以切实保护。对于在实践中经常遇到阻力的“律师会见权”,看守所法应有具体的保障条款。 
  其次,进一步细化看守所羁押执行程序。看守所法应吸收《看守所条例》以及《看守所条例实施办法》(试行)的有关合理内容,并根据社会主义法治和人权保护的要求,加以修订完善。 
  第三,明确看守所违法行为和事故的处理程序和法律责任。特别是应当规定,在押人员在羁押期间死亡,而其家属对死亡原因有疑问的,应由人民检察院主持死亡原因的鉴定,并根据鉴定结论进行处理。 
  第四,加强对看守所活动的法律监督。看守所法应改变被动的监督模式,建立人民检察院主动监督机制,对监督的职责、程序、效力、法律责任和看守所相应的义务等问题作出具体规定。另外,还应妥善协调侦查机关与看守所之间的关系,保证侦查活动依法顺利进行。 
  昔日,大学生孙志刚以付出年轻生命的代价换来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除;今天,“躲猫猫事件”中李荞明同样年轻的生命代价能否成为制度转身的筹码,促成一部法律的出台?这,值得期待。来源: 法制网——《法制日报周末》报


  问:请结合案例分析政府具有哪些职能?

 

 
现代政府在其权力组织和权力运作上,基于维护公民权利与市场自主的目标,形成了一定的基本原则,概括来说,有人民主权原则、有限政府原则、分权原则和法治原则。
 

 
单选题 
 
1.政治制度的核心是( )。正确答案:A
A、政府体制
B、国家性质
C、三权分立制度
D、政党
 
2.系统的创立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学说的是( )。正确答案:D
A、亚里士多德
B、西塞罗
C、约翰·洛克
D、孟德斯鸠
 
3.资产阶级思想家划分国家机关的原则是( )。正确答案:C
A、分工原则
B、议行合一原则
C、分权原则
D、民主集中制原则
 
4.社会主义将( )确定为其宪政规则。正确答案:D
A、民主法治
B、三权分立
C、依法治国
D、议行合一

 


 

多选题 
 
 
1.纵观各国的宪法,以下的( )体现了法治原则。 正确答案:A, B, C, D
A、司法独立
B、国家制定的法律必须是良法
C、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C、各国家机关的权力必须由宪法和法律授予
 
2.“守夜人”的小政府阶段政府的职能主要是( )。 正确答案:A, B, C, D
A、保护社会成员的财产安全
B、提供一些公共事业和公共设施
C、保卫国家不受侵犯
D、保护社会成员的人身安全
 
3.一般说来,政府组织机构主要包括( )。 正确答案:A, B, C, D
A、行政机构
B、国家元首
C、司法机构
D、立法机构
 
4.国家机构或政府机构主要包括( )。 正确答案:A, B, C, D
A、立法机关
B、国家行政机关
C、司法机关
D、武装力量
E、官僚机构
 
5.提高政治体系的效率,首先就要求政府的( )能够符合市场经济对政治体系的要求。 正确答案:A, B, C
A、机构精简
B、工作高效
C、人员廉洁
D、职能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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