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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解体: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的痼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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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建设对于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十分重要的。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既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同时又对政治、经济具有积极的反作用。对于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来说,这一领域尤为重要。首先,俄国十月革命第一次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尝试,这一过程本身便是俄国革命知识分子把马克思主义灌输到群众中去,应用于俄国实际的结果。而为了保卫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加强国家政权建设、大力发展生产的同时,使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从少数革命者的进步思想变为国家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便成为一项重要的任务。其次,革命前的俄国是一个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够、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农业人口占绝大多数,成人文盲率占75%,99%的居民信奉宗教。旧社会的思想文化遗产庞杂,对人民群众有相当大的影响。扫除文盲、发展教育、提高人民科学文化水平、培养社会主义新人,乃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促进经济建设的重要条件。此外,对于苏联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来说,思想文化建设还具有繁荣各民族文化、促进民族团结的任务。


  一般说来,苏共和苏联政府是十分重视国民教育、思想文化建设问题的。在苏维埃政权初期,俄共(布)第八次代表大会(1918年)通过的党纲提出了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意义的任务——建立新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教育制度,把学校由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工具变为对社会进行共产主义改造的工具。苏俄和苏联宪法中也规定了每个公民享有受教育权。经过不懈努力,苏联逐渐消灭了文盲,居民的受教育程度、科学文化水平不断提高;爱国主义教育、无神论教育也取得可观的成就。重要的是,通过宣传、教育,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成为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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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建设方面,苏联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和缺陷,甚至是严重的弊病。戈尔巴乔夫时期苏共党内和苏联社会上涌现出各种形形色色的思潮、出现思想理论混乱的局面,这些从反面印证了苏共意识形态工作以及苏联文化建设方面的缺陷。这种缺陷对于苏共来说是致命的——意识形态、思想理论上的失败是苏共政治上、组织上溃败的序幕。


  一、 意识形态工作教条化、僵化,禁锢思想文化的发展

  在俄国这样一个社会生产力和文化水平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的国家里,要完成向社会主义的过渡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为此,列宁提出了“文化革命”的思想,指出了在无产阶级夺取和掌握政权的前提下,发展社会生产力、提高全民文化水平,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发展道路。列宁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和实践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充满了辩证的精神。列宁从不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绝对化,而是根据实践的结果,不断总结经验教训,探寻社会主义发展道路。


  斯大林时期,社会主义“文明前提”的建设没有象列宁教导的那样受到应有的重视,而苏共的意识形态工作又受到当时苏共党内斗争的影响,逐渐趋于僵化、教条化,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成了党内斗争和国内阶级斗争的工具。其结果是禁锢了思想文化的发展,使苏联社会受到精神压抑。纵观苏联历史,从斯大林时期起,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时止,其间虽然也曾有过暂短的“解冻”时期,但从总体上看苏联社会一直处于一种封闭、僵化、精神压抑、理论脱离实际、社会生活缺乏活力的精神状态中。显而易见,苏共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工作的失误为后来苏联的剧变和解体作了思想上、理论上的准备。


  第一,苏共最高领导人垄断真理,垄断马克思主义解释权,本本、教条成为攻击政治对手的工具;政治与科学的界限长期混淆不清,苏共党和苏联社会丧失了寻求、探索真理的权利,完全服从于首长意志;领导人的错误长期得不到纠正,反而被奉为“经典”,成为阻碍苏联社会发展的精神枷锁。


  国内战争结束后,加强意识形态工作、促进思想文化建设成为可能。“党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重大任务之一,就是开展以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精神改造老一代和教育新一代的工作。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旧的习气、习惯、传统和偏见是社会主义最危险的敌人……同这些传统和习气作斗争,在我们各方面的工作中必须克服这些传统和习气,并且以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精神教育新的一代,──这就是我们党的当前任务,不执行这些任务,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的胜利”。显然,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应该面向广大人民群众,通过耐心、细致、说理的思想理论工作,使广大人民群众──老一代和新一代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是意识形态工作和思想文化建设的重点。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逐渐消除旧社会的残余,战胜包括宗教世界观在内的各种非无产阶级世界观,抵制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


  然而,在实践中,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重点却放在了阶级斗争上。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解释以及他的全部论断成为评判是非、划分敌我的唯一标准和根据。这不仅限于党内斗争,而且还扩展到理论界、学术界、知识界、文艺界:不同学术流派、艺术流派的争论被上纲到阶级斗争的高度;一些新兴学科被宣布为资产阶级伪科学;正常的思想文化活动、科学研究工作受到干扰破坏;许多学者、科学家、文化工作者受到不公正对待。


  在此情况下,社会主义理论探讨实际上被中断,形成领导人一言堂的局面。而无产阶级政党“需要社会主义科学,而这种科学没有发展的自由是不可能存在的”。事实的确如此,苏联长期以来缺乏学术自由、探索真理的自由,从而使得被斯大林解释的马列主义日益僵化,理论脱离实际生活。由于缺少自由空气,领导人的错误得不到及时纠正。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经过苏共领导人的解释,被奉为神圣,不允许人们有丝毫怀疑。同时这些理论又成为攻击政治对手得心应手的工具。1955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一月全会上正是利用所谓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优先发展重工业问题对马林科夫进行影射攻击,迫使其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的。实际上赫鲁晓夫本人也在讲发展轻工业和农业问题,其实就是不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部门,也根本谈不上什么“极端错误的”、“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解”、“对党的诽谤”、“右倾的复活”。然而,在反马列主义大帽子下,任何对手都没有反驳申辩的可能。仅此一例,便可看出,当时苏联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是多么僵化,人们的思想禁锢到了何种程度。


  第二,片面、狭隘的文化观影响了思想文化的继承、发展和交流,形而上学、片面的意识形态宣传造成盲目乐观、妄自尊大、固步自封、不求发展的心态,使社会,特别是年轻一代缺乏对外部世界的真实认识,缺乏抵御西方资产阶级思想侵蚀的免疫力。


由于苏联所处的历史环境和活动空间所限,苏联长期以来处在与世界文化相隔绝的境况中,其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基本上是封闭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也不过在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进行接触和交流。这种在思想文化方面与世界相隔绝的状况,显然不利于社会主义思想文化的发展。
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方方面面不加分析地否定、批判,贬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领域、思想文化方面的成就,着意报导资本主义的黑暗面;而对国内情况则是报喜不报忧,刻意塑造一种太平盛世的景象。这使国家上层为苏联所取得的成就所陶醉,过分估计自己的优越性,妄自尊大,蔑视历史上和同时代的世界文明成果;同时使普通群众,特别是青年一代感到厌烦,产生政治冷漠情绪。


  第三,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工作方法简单、粗暴,以强制、行政命令解决思想文化领域的问题,不仅不能解决问题,反而造成新的问题和矛盾。工作方法简单、粗暴,强迫、命令,以行政手段解决各种问题是苏联模式固有的特点,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也是如此。众所周知,意识形态、思想文化领域是一个特殊的领域,人们的思想是存在于人们的头脑之中,见诸于言论,作用于行动的。对于人们的模糊认识、不正确、错误的思想,应采取说服、教育、以理服人的方法,开展正常的思想斗争,用无产阶级世界观、社会主义思想战胜其他各种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而苏联长期以来在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战线上基本上采取了一种简单、粗暴的方法。马列主义,而且是苏共领导人所理解和解释的“马列主义”不容任何人怀疑、反对,苏共领导人的哪怕是明显不正确的理论、言论也不容怀疑、反对。在思想理论界不分敌我矛盾,往往把一些忠实于社会主义理想、勤于思考、敢于发表不同意见的人当成阶级异己分子,进行政治迫害、刑事处罚,从开除党籍、送进精神病院、流放、驱逐出境,到判处各种徒刑,甚至杀头。


  在宗教信仰问题上,苏维埃政权初期,在对从事反苏维埃活动的反动教会上层进行必要的打击的过程中,有过一些过火行为,使一般教民产生不愉快的记忆。其后在很长时期内,在处理宗教信仰问题时苏联一直过左,急于求成。过激的无神论教育伤害了教徒的宗教感情。1960年为实现苏共提出的20年内建成共产主义的宏伟计划,对教会和教徒采取了行政命令手段,企图一举“消灭”宗教。而在苏联这个多民族国家里,宗教又与民族问题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宗教问题上的种种错误做法直接影响了民族关系,加剧了各民族的不满情绪。


  二、从信任危机到信仰危机


  在苏共领导人垄断真理、各种政法机关对社会严加控制、宣传机构以强大的声势对人们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和灌输的情况下,全社会听不到,或很少听到不同的声音,似乎人们已经完全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无产阶级世界观,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似乎已成为全社会、全民族的意识形态。然而,事实上在这种一致、统一、平静下面有各种潜流在形成、涌动,一旦条件成熟,它们便会汇集起来,兴风作浪。相当一部分普通群众对社会现实不满、人们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意见长期得不到消除,进而转化为对苏共及其领导人的信任危机,此后又逐渐发展成为对苏联一整套做法、甚至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信仰危机。所有这些,显然与苏联意识形态、思想文化战线的缺陷、失误不无关系。


  第一,苏共及其领导人长期习惯于苏共所拥有的强大的、极其丰富的思想影响手段,满足于已取得的成绩和表面上的和谐、一致,不能准确地把握社会的脉络。


  不能说苏共及其领导人对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建设不重视,苏共历任领导人都对这方面的工作有过不少精辟的论述。然而,在实践中他们却往往只看到成绩的一面,对各种隐患──国内外敌对势力的思想文化渗透和腐蚀、大众思想上各种消极因素、苏共意识形态宣传部门的失误,等等──估计不足;热衷于进行声势浩大的宣传活动,对社会思想动态、意识形态领域内各种动向的深入调查研究相对比较薄弱;习惯于用行政命令方式强制解决意识形态、思想问题,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耐心、细致的具体思想教育工作欠缺。从总体上看,苏共意识形态、宣传以及思想文化教育工作表面上轰轰烈烈,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


  第二,苏共及其领导人对社会上特别是知识界、文化界出现的各种不同观点、意见和思潮采取简单压制方法,把许多原本可以通过正常的思想交锋和斗争争取过来的人,或是推到自己的对立面,或是将他们赶入“地下”,为日后的剧变奠定了基础。
  斯大林压制党内不同意见,把党内意见分歧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用开除党籍、流放,甚至肉体消灭的方法处理党内不同意见者。这种极为错误、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做法,使不少敢于发表自己意见的正直人们无辜受屈,给社会留下难以弥合的精神创伤。


  斯大林之后,苏共领导人在处理不同意见者的方法上有所和缓,不再采用肉体消灭的方法了,但对思想、言论的政治迫害、刑事处罚依然存在。从总体上看,这种做法不利于团结大多数知识分子,也不利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在正常发表意见、观点的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各种思想流派早已存在,出现了所谓“持不同政见者”和一些“地下出版物”。当然,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情况十分复杂,其中不乏反马克思主义、反社会主义的人,但也有不少当时以及至今仍坚持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的人。他们勇于探索、追求真理,敢于直言批评党内和苏联社会上种种消极现象,向官僚主义和党内腐败宣战,并因此而受到不公正对待。如罗伊·麦德维杰夫因发表不同于官方的政治见解、在西方出版书籍被开除党籍,受到迫害。而在“8·19事件”后,共产党被禁止活动,社会上反共情绪高涨,大批原苏共的高官们纷纷倒戈,与苏共划清界线,谴责、声讨苏共,最好的也不过是保持沉默。当此危急关头,正是这个麦德维杰夫挺身而出,为争取共产党的生存权展开斗争,并积极组建左派政党。这一实例最鲜明不过地证明了苏共意识形态、思想工作的失败。 第三,在人们思想受到禁锢、党内不能开展正常思想交锋、不能就党和国家大事公开辩论的情况下,社会上,特别是党内培养出一些表面上奉承、迎合首长意志、实际上另有打算的干部。他们口是心非,成为日后剧变的骨干力量。


  思想是活跃的、不受约束的东西,可以让人们不去说,不去做,任何权力也无法阻止人们去想。在苏联各个时期苏共党内各级干部和普通党员当然也在思考,相当一些人对苏共和苏联社会的各种弊端有自己的看法。在形势对其不利的情况下,他们不敢或不愿发表意见,或者采取含沙射影、指桑骂槐的方式发泄不满。而当时机成熟,特别是他们自己登上领导岗位、有权有势之后便会将早已形成的思想付诸实践。 第四,教条化、僵化的理论,片面的宣传报导,强制命令的方法造成群众的逆反心理。一部分群众对党和国家领导失去信心,而绝大多数普通群众则对政治、对党和国家前途持无所谓的冷漠态度。这种社会心态为苏联的剧变和解体提供了社会基础。 在不真实、片面报导和对社会进行严格的意识形态控制的情况下,“政府只能听见自己的声音,它也知道它听见的只是自己的声音,但是它却欺骗自己,似乎听见的是人民的声音,并且要求人民拥护这种自我欺骗。至于人民本身,他们不是在政治上有时陷入迷信有时又什么都不信,就是完全离开国家生活,变成一群只管私人生活的人”。既然造就出一批思维简单,“只管私人生活的人”,又怎么能指望他们在党和国家遭遇危难的时刻去拯救、维护党和国家呢?在苏共瓦解、苏联解体过程中绝大多数普通群众虽有不满,仍沉默地接受了这一个又一个现实,这一事实本身恰恰说明苏共在普通群众心目中的威信已降低到了何种程度。当然,这里面也有戈尔巴乔夫时期各种反对派对苏共历史大肆攻击、“改革”的种种错误所造成的后果,关于这方面的问题,我们将在后边有关章节里探讨。

 

  在任何政治文化系统中,政治意识形态是一个政治系统试图说服社会成员、取得后者的认同和支持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特定的权威阐释系统,是一种能够提供政治认同和引导民众政治态度的符号模型。它构成了一个政治系统中社会成员政治社会化的核心内容。因此,本节对政治意识形态进行介绍。



第八章 第三讲 政治意识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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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任何政治文化系统中,政治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它是一个政治系统试图说服社会成员、取得后者的认同和支持过程中形成的一套特定的权威阐释系统,是一种能够提供政治认同和引导民众政治态度的符号模型。它构成了一个政治系统中社会成员政治社会化的核心内容。


  “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是由18世纪法国哲学家特莱西首先提出来的,用以指称对感觉主义者理论基础所作的系统批判和纠正研究。后来,这一概念更多的被赋予否定性的意涵,借以描述所有夸大自身在构设和变革现实世界中的重要性的观念体系。安东尼·唐斯认为,意识形态就是“一种有关美好社会的文字幻想,一种建构此种社会的信仰形式”。从早期的古典自由主义到后来的民族主义、保守主义等等,都试图以各自社会改造计划塑造社会成员,借以论证自身政治统治或应该获得这种统治地位的合理性。也有学者(特别是人类学者)力图使这一概念中立化,在功能上将意识形态与科学知识或道德主张区分开来,这样,意识形态并不因缺少科学理论、实用策略或合理的道德哲学所具有的性质而失效。当传统的准则失去了其实际效能时,意识形态以其特有的价值观念对现实世界做出指导性的解释说明,从而为文化构造提供了明晰的范畴。所以,在所有非传统社会中,意识形态在功能上是必不可少的。


  任何政治统治不仅意味着掌握足够的强力手段,而且要使社会成员接受并认同政治系统权威的理念阐释,这种阐释能够赋予政治权威以某种“应当如此”的道德感召力和超越具体的利害权衡的正当性。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以观念形式表现在法律、道德等中的统治阶级的存在条件,统治阶级的思想家或多或少有意识地从理论上把他们变成某种独立存在的东西,在统治阶级的个人意识中把它们色香味使命等等;统治阶级为了反对被压迫阶级的个人,把它们提出作为生活原则,一则是作为对自己统治的粉饰或意识,一则作为这种统治的道德手段。”这一过程也就是本章所探讨的政治社会化过程。


  政治权威通过社会化过程将自己所倡导的政治意识形态传递给每一位社会成员,并使其经过后者的认知过程逐步内化为他们观念结构的一部分,具体做法往往多种多样,可以通过公共教育机构和传媒进行直接的劝诱,一种政治统治巩固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那种与该统治权威结构密切相关的意识形态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接受的程度,所以,将自身的政治意识形态作为政治社会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一切统治权威于政治活动中有意无意间表现出来的政治实践。

 

中国趋向保守主义吗?


  一部20世纪的中国史,直到最近几年以前,基本上是激进的、反中国传统的历史,而反传统的意图是为实现中国的进步、中华民族的腾飞。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向传统发出的火力最猛烈的时候(如文革时期),也是我们倒退的步伐迈得最大的时候。可见,反传统本身并不自动导致社会的进步,这或许是因为火力越大,后坐力就越大。传统既不是可以阻断的,也不是可以随心所欲地任意创造的。任何“阻断传统”或“创造传统”的宣告在保守主义看来都是一厢情愿、不自量力的。
  中国历史上未曾出现类似于柏克的保守主义学说,但的确曾经有一些与保守主义原则并行不悖的保守主义因子。例如,孔子的中庸哲学、敬天的态度,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的美德思想,儒家对忠恕、仁和、诚信的强调,老子的无为而治、反对全能政府的消极政治观,杨朱的贵生思想等都与保守主义有契合之处。中国文化传统中也的确有保守、敦厚、爱好和平的一面,这些都是保守主义落实所必不可少的土壤。


  即使在20世纪,我们仍然从少数的知识分子如严复(反对全盘否定传统)、晚年的梁启超(反对激进的、全盘的革命)、陈寅恪(坚持自然演进的历史观)、徐复观(坚持自由与传统的统一)、顾准(反对高调理想的经验主义)身上看到一种健康的保守主义的倾向,看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中国由对抗转为互补的某种可能。
  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的加快和市场经济的深化,政治激进主义在中国已是穷途末路,并已完全丧失人心。对市场经济的接受意味着对政治激进主义的拒斥。在极端仇视财产权和经济自由的政治激进主义氛围中是完全没有商业活动和经济自由的政治空间的;在市场经济蒸蒸日上的地方,政治激进主义也难以得逞。不仅如此,市场经济及与之相伴随的市场社会还将孕育着保守主义的产生。保守主义的发生学结论如此,中国的现实也证明如此。以柏克和哈耶克为代表的新旧保守主义思想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恰恰是与中国市场经济的进程同步发生的。保守主义与经济自由与一定程度的思想自由的同步性也是不言而喻的。比较一下人们在今日中国与六、七十年代的中国所分别享有的事实上的自由度的差异,就不难发现这一点。在那个时候,谈论保守主义是攸关性命的,而在今天人们对谈论保守主义则已习以为常。可以说,文明的社会离不开保守主义。严格意义上的保守主义思潮的存在是一个国家的精神生活乃至社会政治生活是否健康的不可缺少的尺度。激进主义的盛行却是大灾难的前兆。


  今日的中国与文革的中国的差异还表明,成熟的保守主义的存在是健全的社会一个重要标志。从国际范围来看,与保守主义在20世纪的复兴相对称的是激进主义作为政治运动的、无可挽回的衰落。随着民主化的扩展,作为保守主义文化土壤的人类自由的大传统得到了空前的巩固和扩展,并在开革开放的进程中来到了中国,汇入了中国的固有传统。这也无疑会给中国新兴的保守主义提供文化上的支持。
  另一方面,由于长期的缺席,保守主义在中国的命运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在90年代以来,曾有一股自称是“新保守主义”的思潮在中国登台亮相。其前身是80年代的一些新权威主义者和90年代反对市场化改革的保守派。其思路仍是保守派和改头换面的正统激进派的思路,而不是真正的“保守主义”的思路。所谓的“新保守主义者”不过是新的保守派,或者说以保守主义面目出现的激进派。因为西方的新旧保守主义都反对中央集权,而中国的新权威派和新保守派都主张加强中央的集权;西方的新旧保守主义都主张通过限制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来扩大个人的自由,而新权威主义者和新保守派都认为人民的幸福取决于加强国家的能力,扩大政府的权力;新旧保守主义要维护的是自由的传统、秩序与制度,而新权威主义者和新保守派要维护的是威权的传统、秩序与制度和激进的意识形态。保守与保守主义不是一回事,就像“社会”与“社会主义”不是一回事一样。
  在中国,激进主义的革命主张正是,基于旧秩序内部所产生的问题在旧秩序内部不能解决,只有通过全盘的革命建立新秩序来解决。保守主义如何面对激进主义的遗产?当代中国的保守主义所应秉持的基本立场,其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有哪些?似乎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反激进主义若不上升到保守主义,反激进的使命就未成功。
  随着对二十世纪中国的反省,保守主义将为中国历史提供独特而恰当的思路,使自己能为更多的中国人所接受。在中国的宪政与法治建设中,在从无限政府向有限政府的过渡中,在文化战略的选择中,保守(自由的)主义也作为除守旧主义与激进主义之外的第三种选择被公开地提上了议事日程。


  尽管如此,保守主义的历史轨迹告诉我们,在保守主义的对手刚刚或行将倒下去的地方,保守主义会因为其先见之明而博得不少的喝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当保守主义的对手消失之后,来自保守主义的忠告与警告就显得有点过时,这时保守主义将转入低潮。只有到人们重新尝够理性主义和激进主义的苦头之后,人们才会又想起保守主义这帖良药。黑格尔早就注意到了有关人类历史的另一种“辩证法”:人们通过学习历史得知人们从不向历史学习。
  在保守主义开始被中国人接受的同时,对保守主义的误解和滥用也开始出现。例如:
  ·把保守主义理解成保守现状,拒绝变革,把保守主义当作抵抗改革的思想武器。这是对保守主义的误解。保守主义不仅不反对改革,而且从来就主张通过特定方式的变革来扩大个人的自由,前提是只要这种变革是人类文明的历史连续性的一部分。
  ·用保守主义来反对个人主义。的确在个人自由的传统非常强大的国家,保守主义对过度膨胀的个人自由不无批评。但是在中国个人自由不是太多,而是太少,所以,保守主义在中国面临的任务不是去压制个人的自由,而是扩大个人的自由。
  ·利用保守主义来为绝对的政治权威辩护,强调秩序高于自由,政治权威高于道德权威。但是这不是保守主义的立场。保守主义的立场是,社会权威高于政治权威,自由高于秩序。只是社会权威离不开政治权威,自由离不开秩序。而且,保守主义当然没有理由去维护任何专横、野蛮的政治权威。任何权威都必须是文明、理性、合法的权威,服从于自由的权威。
  ·利用保守主义来抵制民主和人权。保守主义对绝对的民主和抽象的人权的确有所批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中国要保守主义就可以不要民主和人权。


  ·利用保守主义来对抗自由主义,夸大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间的对立。在中国,如果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背道而驰,两者都将没有立锥之地。在西方,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准确地说,保守主义是人类自由主义大传统的一部分。
  ·有人认为,按照保守主义的观点,中国的宪法早已有之,不必实行近现代意义上的宪政。保守主义的确认为,任何一个民族的宪法和法律都是写在该民族的传统之中,即所谓“古代宪法”理论。成文宪法的落实当然离不开一个民族传统文化资源的支持,但是,一旦这种写在传统中的宪法不是维护个人的自由,那么,这样的宪法将永远不可能上升为宪政。根据保守主义的根本立场,当含有古代宪法的传统与自由冲突时,自由高于传统,所以,古代宪法不能成为抵制现代宪政的理由。
  事实上,在人们重新认识保守主义的同时,以新的面目出现的激进主义在中国又重新开始抬头。尽管他们的思想武器已换成了社群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西方反古典自由主义理论武器库中的最新装备,但背后的冲动却是始终如一的:追求一个克服了现实社会中一切缺陷和罪恶的、只存在于一些人的头脑中的理想社会。在他们的眼里,凡是存在的,都是罪恶的。这种就像眼睛里揉不进砂子一样容不得罪恶的道德勇气和超越现实锐意求新的精神或许值得嘉许,然而,如同保守主义一直致力于揭示的、且为事实所一再证明的,一旦把追求脑子里的、抽象的、至善的、没有丝毫罪恶的理想社会付诸实施,那只能带来空前的罪恶。保守主义的这一独特使命正是其对人类文明的不可或缺的贡献。


  问:什么是保守主义?其基本思想要素是什么?

 
逻辑思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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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是指享有政治权利的本国公民,通过投票方式,选出能够代表自己来行使国家公共权力的人。现代民主国家通过选举程序,以选举中表达出来的人民的意愿,建立国家的政治制度。选举有录用政治人物、组建政府、提供代表性、影响政策、教育选民、巩固精英地位的功能。

选举制度是一套规制选举实施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仅在世界各地五花八门,而且在许多国家引发了激烈的政治辩论。

 
单选题 
 
1.意识形态的灵魂是( )。正确答案:B
A、经济思想
B、哲学
C、伦理
D、政治思想
 
2.不同社会集团和阶级由于其( )差异有不同意识形态。正确答案:A
A、利益
B、社会地位
C、目的
D、财富
 
3.意识形态最典型的自我更新方式是( )。正确答案:B
A、自下而上的变革
B、自上而下的变革
C、上下互动变革方式
D、中心——边缘方式
 
4.意识形态的约束力是( )。正确答案:C
A、在社会内很强很稳定
B、不需要执行和监督的制度保障
C、思想道德上的“非正规约束”
D、是一种“硬约束”
 
5.诺斯反复强调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是( )。正确答案:D
A、保护团体内部团结和稳定性
B、论证团体集体行动的合理性
C、动员团体全体成员采取集体行动,以实现行动的规模经济
D、约束团体成员的行为,减少“搭便车”现象出现

 


 

多选题 
 
1.影响政府决策的环境因素主要有( )。正确答案:A, B, C, D
A、文化
B、经济制度
C、意识形态制度
D、权力分配制度
 
2.政府必须建立在“被统治者”同意的基础上,这种观念使自由主义者更加支持( )。 正确答案:A, B
A、代议制
B、民主制
C、法治
D、法制
 
3.克林顿和布莱尔政府所倡导的“第三条道路”宣称是一种“新革新主义”,它倡导建立一种新的结构,并把( )作为其基础。 正确答案:A, B, C
A、机会平等
B、个人责任
C、公民和社区动员
D、自治
 
4.20世纪后期在西欧,“新法西斯主义”往往与( )的狭隘民族主义相联系。 正确答案:A, C, D
A、超国家主义
B、反对民族融合
C、反对全球化
D、反对移民运动
 
5.生态主义是20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兴起的( )的意识形态。 正确答案:A, B, C
A、倡导保护生态平衡
B、相信自然界为有机整体
C、倡导保护环境
D、提倡用温和的改良的办法对待环境危机
 
6.意识形态的基本特征是( )。 正确答案:A, C, D
A、阶级性、现实性
B、差异性
C、总体性、依赖性
D、相对独立性
 
7.以下关于意识形态的“现实性”说法正确的是( )。 正确答案:A, B, C, D
A、意识形态是一种抽象的理论
B、意识形态不空洞,具有指向性,总是指向现实
C、意识形态是为了维护或批判现存的政治制度
D、社会成员接受意识形态的教化是出于现实的目的
 
8.意识形态中以最直接方式反映统治阶级经济利益的有( )。 正确答案:A, C
A、政治思想、经济思想
B、法律思想、哲学
C、法律思想
D、社会思想、宗教
 
9.以下说法正确的是( )。 正确答案:A, B, C
A、意识形态的阶级功能所维护的是统治阶级的根本利益
B、强大的阶级功能使被统治阶级不可能有自己完整的意识形态
C、意识形态具有一定强制性
D、被统治阶级有自己的意识形态
 
10.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表现为( )。 正确答案:A, B, C, D
A、意识形态与社会存在的变化不完全同步
B、意识形态的发展具有历史的继承性
C、意识形态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
D、意识形态对社会存在具有反作用
 
11.意识形态变化与社会存在变化的不完全同步性表现为( )。 正确答案:A, B, C
A、意识形态落后于社会存在
B、先进的意识形态能够先于与它相应的社会存在而产生
C、先进的意识形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预见社会未来发展趋势
D、意识形态永远落后与社会存在
 
12.意识形态变革滞后致使意识形态变革与经济增长之间产生时间差,该时差存在使得变革滞后的意识形态成为束缚和阻碍经济增长的力量。体现为( )。 正确答案:A, B, C, D
A、破坏正在变革团体存在的合法性
B、压制创新
C、助长“搭便车”现象的增加
D、分裂团体成员,阻挠集体行动
 
13.意识形态的自我更新、改良包括以下几种方式( )。 正确答案:A, B, C, D
A、上下互动变革方式
B、自下而上的变革
C、中心——边缘方式
D、自上而下的变革
 
14.意识形态自上而下变革成功的先决条件包括( )。 正确答案:A, B, C
A、改革能够带来统治者收益的提高
B、存在外来的强大威胁,使团体的生存发生危机
C、统治阶层成员能够认识到危机带来的影响并有能力提出改革
D、改革能够带来被统治者收益的提高
 
15.以下意识形式,掩蔽性较弱的有( )。 正确答案:B, C, D
A、哲学
B、政治思想
C、经济思想
D、法律思想
 
16.意识形态极端的政治化具有致命弱点,如( )。 正确答案:A, B, C, D
A、削弱意识形态其它功能
B、压制其它非主流意识形态
C、使社会公众思想模式化
D、使人们对意识形态反感和厌恶
 
17.意识形态的基本经济功能包括( )。 正确答案:A, B, C, D
A、规范团体之间关系
B、实现行动的规模经济
C、保护团体内部团结与稳定
D、论证团体行动合理性
 
18.意识形态可以论证团体集体行动的合理性,其论证功能表现为( )。 正确答案:B, D
A、激发所有成员的信心和热情
B、使团体内部成员之间团结合作
C、吸引团体成员
D、使特定团体行为披上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外衣
 
19.意识形态可以动员团体成员采取集体行动,其动员功能表现为( )。 正确答案:A, C
A、激发所有成员的信心和热情
B、使团体内部成员之间团结合作
C、吸引团体成员
D、使特定团体行为披上代表全社会利益的外衣
 
20.意识形态的约束力是( )。 正确答案:A, B, C, D
A、是一种思想、道德上的“非正规约束”
B、是一种软约束
C、缺少执行和监督的制度保障
D、不稳定的
 
21.与经济增长有关的意识形态一般具有的共性在于( )。 正确答案:A, B, C, D
A、包容性
B、灵活性、合理性
C、全面型
D、稳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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